地理障碍的影响

2.2.3　地理障碍的影响

从乌江流域总体上的地理障碍及周边文化圈的关系来看，乌江流域是一个群山围合、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周边受不同的文化类型影响。流域的分水岭分别为：西北面的大娄山脉、西南面的乌蒙山脉、南面的苗岭、东面的武陵山脉，加上乌江干流天堑，形成了流域地理障碍的总体格局。流域周边分布的各文化圈分别为巴蜀文化圈（北）、荆楚文化圈（东）和滇文化圈（西南）。

从考察历史上文化传播与交流情况来看，来自乌江流域北面的巴蜀文化，以及来自东面的荆楚文化对流域文化的空间分布影响较大，来自西南的滇文化对乌江流域的影响较小。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相对滇文化较为强悍，另一方面同西面乌蒙山脉海拔高亢，交通不便，与滇文化交往的地理障碍的程度有一定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可推测早期聚居文化的空间水平分布规律：乌江以北、乌江上游的部分地区，以及乌江下游地区，长期存在于巴蜀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应具备巴蜀聚居文化的特征，这一点可以从乌江北部的乌撒（今威宁）、遵义等重镇直到清代才由四川划归贵州的史实中可以得到佐证；武陵山南脉一带和乌江南岸地区则更多地受到荆楚聚居文化的影响，这一推断源于“五溪蛮”西迁并在武陵山一带聚居，以及楚汉兼并夜郎古国，把乌江流域作为通往滇、身毒和南越的战略通道和战术中转地，从而最早打破湘黔地理障碍，促成与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等重要史实。

另外，乌江流域具有典型的山地流域特征，流域内大小河流众多、各小流域之间地理障碍较大，交通联系不便，流域各部落民族繁多，彼此拥有不同的聚居方式，因此，早期流域内的聚居文化多样性特征明显。

乌江流域的地理障碍还影响到聚居文化的垂直空间分布。由于早期历史上乌江流域争战频繁，一些部族为了避免战祸殃及，选择路途难通、人烟少至、便于防御的高山地带作为聚居地，长此以往，形成了高山地区特殊的聚居文化。安顺地区残留的苗族聚居反映了这一特点，高山地区的房屋形态结构明显不同于低地平坝地区。高山地区的房屋俗称“叉叉房”，房屋的柱顶留叉，托“人”字形屋面，上盖茅草，四壁垒乱石墙或外围高粱杆、竹笆；与之不同的是，居住在坝子地区的建筑则普遍为石木结构，以“干栏”式建筑形态为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