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产生的不平等

（二）市场机制产生的不平等

1.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风险

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提升公共资源效用。但基于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备、运行机制不规范等现状，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存在一定的风险。^[31]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寻租腐败的产生

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这是因为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不小，可以决定承接公共资源生产、供给、保障、管理等项目的企业或个人，同时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本身又是经济人，在主观上存在着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原始动机，如果在客观上又缺乏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监督和管理，那么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进行“权力寻租”是很难避免的。比如在铁路建设市场化运作过程中，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收受贿赂等经济问题落马。经查，刘志军滥用职权为帮助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丁羽心（又名丁书苗）谋取中标30亿元的项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并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刘志军案还牵涉出了原铁道部十余名副局级以上官员。^[32]

（2）公共利益的受损

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既可能存在“政府失灵”，也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一旦公共资源被市场化，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任由市场调节，新的垄断经营企业必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抬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价格，导致公共利益被资本“绑架”，客观上侵害了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以医疗卫生资源市场化分配为例。由于公共卫生领域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并且医疗领域具有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特征，因此，这两个领域都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介入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如在OECD^[33]国家，卫生费用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并且几乎都在70%以上。而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改革目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也逐渐走向市场，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逐渐向个人付费倾斜，其结果是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变化情况直接反映出我国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变革，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公费医疗制度彻底被打破，我国居民开始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不断减少，而居民个人医疗负担不断加重。^[34]

（3）公平正义的弱化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提高效率的逻辑基础在于经营者也是“经济人”，这就可能甚至是必然出现经营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公平正义的弱化根本原因在于公共资源配置关注的是公益，而市场机制强调的是自利，并由此产生了市场的自利性与公共资源服务功能的公众指向性之间的冲突。所以当二者出现对立时，牺牲的只能是公平正义。比如，饱受诟病的“以钱择校”和“以权择校”现象。可以说，我国的择校现象是在社会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这个大背景下，教育体制新旧转换过程中优质教育资源市场化的表现，问题在于，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由于相关的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对择校行为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导致金钱、权力以及社会关系以市场化的形式全面参与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从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致使不同阶层和地位家庭出身的孩子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差距很大。^[35]而教育是改变代际贫困、促进阶层流动的最有效途径，但择校现象会形成经济水平低下导致教育资源获取少，教育资源获取少又导致经济水平低下的恶性循环。如果教育问题不仅成了贫困家庭走出贫困的瓶颈，而且可能成为贫困现象在贫困家庭中代际遗传的根源，这就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2.权力与市场共同主导的资源配置格局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无论是再分配还是市场，任何一种经济整合机制与社会不平等之间都不具有固定不变的关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在我国市场转型期，这两种机制同时并存，各自发挥着作用，同时又交互作用。正如泽林尼认为的：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有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36]事实上，我们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来应对社会现实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就是针对市场一次分配的不公平而设置的。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为减轻由市场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而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和为穷人提供的福利计划。社会保障调节着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并通过税收或转移支付给予保证，进而分配给受保障者或有需要者。^[37]再比如，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隐性收入的不平等，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特别像住房和公车使用上的实物分配体制（供给制）所造成的不平等，都主要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解决。

在改革的进程中，我国不断尝试用市场化配置的方式来抑制寻租、减弱不平等，但是并不总是成功的。以医疗改革为例。开始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上一轮医疗改革最终因以泛市场化为导向而失败告终。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议论。报告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如下两点：第一，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第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所以，某种程度上，市场是新的不平等的一个来源。欣慰的是，新医改方案首次明确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必须由政府向城乡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这是个原则性进步。

另外，实践还告诉我们，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和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38]正是这两个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资源配置严重不公、贫富严重分化这些现象的出现。以春运火车票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再分配权力导致火车票的购买需要分级别、凭证明，而且仅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才享有乘坐卧铺的权利，虽然存在分配上的不平等，但是在当时，人们心理上能够接受这小部分人群的特权。随着市场机制的介入，春运火车票在日益紧俏的同时，也成为了部分人通过市场化牟利的工具。从计划经济时期保留下的铁路部门的再分配权力转化成了网络资源或社会资本，甚至通过与“黄牛”、“票贩子”的合谋成为了私有财产。可见，再分配权力在未完成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具有继续维持的能力，因此形成了权力和市场双轨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再分配权力和进入市场的经济回报都会上升。^[39]

以上两种情况也不难解释：由再分配造成的不平等，是一种源于权利不平等而导致的财富不平等；由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则是源于财富不平等而形成的权利不平等。而且，通过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作为补偿机制，不可能改变源于财富不平等的市场机制；通过交易获取财富的市场作为补偿机制，不可能改变源于权利不平等的再分配机制。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互为补偿，目的是限制彼此的负面效应。但是，这里却存在着一个不平等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即“权利不平等形成的财富不平等”，在市场化条件下，可能接上“财富不平等形成的权利不平等”，从而形成一个封闭的怪圈。^[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