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统计与分析

一、明朝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统计与分析

明实录中，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有每年通过京杭运河输送漕粮数量的记载，这些漕粮大部分经过天津进入京仓、通州仓、蓟州仓，以及其他仓库，但也有一部分漕粮，因改折，或者截留他用，而不经由天津。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2.1.1　明朝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统计表

(单位:万石)

备注:“规定总额”一栏内，正德十五年以上年份及隆庆元年、万历三十八年、万历四十一年、泰昌元年之数字，是根据明朝之规定添加，其他是根据明实录记载。

“实运总额”一栏，从万历三十一年以后年份之数字是计算得出，其他是根据明实录记载。

“运往蓟州等边仓”一栏，成化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及正德五年、正德九年之数字来自《万历会计录》，其他是根据明实录记载。

另外，通过计算得出之数字统一精确到“石”，百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根据表2.1.1，可以将明朝漕粮经由天津的情况，以嘉靖元年(152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嘉靖元年之前漕粮经由天津之情况。

从表2.1.1可知，在嘉靖元年(1522年)之前，明朝漕粮没有改折或者他用的记载，全部都运送至京通仓和蓟州仓，所以每年实运漕粮之数就是经由天津漕粮之数，即每年经由天津漕粮的数量占实运漕粮数量的百分之百。

下面再对这百分之百都经由天津的漕粮进行具体分析，来探讨其在数量上的变化。根据其变化情况，可以将这一时期经由天津的漕粮分为四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在此期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每年都变化不定，最少的年份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60.7328万石，最多的年份是宣德六年(1431年)，高达674.2854万石，上下波动幅度达到600余万石。第二个阶段是宣德十年(1435年)至天顺七年(1463年)，在这期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开始趋于稳定，大致在400—450万石之间，上下波动幅度不过50万石。第三个阶段是天顺八年(1464年)至成化七年(1471年)，在此期间，除了成化六年(1470年)为370万石外，其余年份都为335万石，可见，在此期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更加趋于稳定化。第四个阶段为成化八年(1472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成化八年(1472年)，“定攒运粮每岁四百万石”^[1]，所以从是年始，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都为400万石^[2]。

可见，在嘉靖元年(1522年)之前，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经历了由变化不定到趋于稳定，再到定额400万石的变化过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蓟运粮，在万历之前，明实录中没有关于其每年运输数量的具体记载，因此，不好妄加推断，所以在上面对每年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分析中，有些并没有将其包括在内。但明朝从永乐十三年(1415年)开始，停止海运，运往蓟州之漕粮也从内河运输，所以其也必从天津经过^[3]。因此，即使以上分析没有将蓟运粮包括在内，但对每年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分析结果并没有影响。

第二，嘉靖元年(1522年)之后漕粮经由天津之情况。

从嘉靖元年(1522年)开始，明代漕粮有改折或者它用之项，即因恩免或者灾伤，停止某处漕粮的征收，而是改征银钱;或者是本该北运之漕粮改作他用。下面将嘉靖元年(1522年)之后漕粮经由天津的情况分为两个阶段来分析。

1.嘉靖、隆庆时期

从表2.1.1中可以看出，嘉靖、隆庆年间漕粮改折数量很大，在此期间有漕粮数量记载的年份为九个，其中六个年份漕粮改折数量都在100万石以上，最多的年份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竟高达210万石，比此年实运漕粮190万石还要多20万石。但此年漕粮改折可能是明朝漕粮改折中的一次特殊情况，除了此年之外，其他年份漕粮改折数目与实运漕粮数额相比，数量都相当少，即使在漕粮改折数量位居第二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实运漕粮数量也是改折漕粮数量的1.4倍。在漕粮改折数量最少的年份，即隆庆三年(1569年)，实运漕粮数额高达改折漕粮数额的16.8倍。

由上可见，嘉靖、隆庆年间，每年的实运漕粮要比改折漕粮多得多，在史料中，没有这些实运漕粮被他用的记载，所以其应该是全部被运往京通仓和蓟州仓，因此，嘉隆年间虽有漕粮改折，但数量不大，并且只要是起运漕粮都要从天津经过，即每年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量占实运漕粮总额的百分之百。

2.万历、天启时期

从表2.1.1中可知，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开始，每年各项漕粮数，如漕运各项总额、不经天津各项漕粮数、经由天津各项漕粮数都有了明确的数字记载。总的来看，除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4]、天启二年(1622年)、三年(1623年)这四个年份，起运漕粮有一部分不经由天津，而是或“河工留用”、或“漂毁”、或“运黔”外，其余有数字记载的年份，只要有漕粮起运，其全部都从天津经过，换句话说，在这些年份中，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也占实运总额的百分之百。

下面再来分析有部分漕粮不经由天津的四个年份，首先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此年有起运而不经由天津之“河工留用(漕粮)八千一百九十六石有奇”，占实运总额的0.2%，而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占实运总额的99.8%。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有起运而不经由天津之“漂毁(漕粮)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九石有奇”，占实运总额的0.8%，而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占实运总额的99.2%。天启二年(1622年)、三年(1623年)，各有运黔漕粮八万七百石，占此年实运漕粮总额的2.3%，而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量占实运漕粮总额的97.7%。通过对以上四个年份的分析可知，在此四个年份中，虽然起运漕粮有一部分不经由天津，但这部分漕粮占实运漕粮总额的比例非常小，最少的为0.2%，最多的也只有2.3%，而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量占实运总额的比例高达97.7%至99.8%。

总之，通过对以上有漕粮数量记载年份的分析，可以得知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有漕粮起运，其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天津经过。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每年经由天津之漕粮的实际数量并不仅仅是表2.1.1中所记载的数目，而是远远超过此数。表2.1.1中所列数字只是每年所运漕粮正额。而实际上，在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实行兑运法，即“令江南民粮兑拨附近卫所官军运载至京”时^[5]，除了正额漕粮由卫所官军运至京师外，还令江南之民“量其(地里)远近给予(官军)路费耗米”，即根据运输路程的远近，令东南各省人民在交纳漕粮正额外，再交纳一定的路费耗米。关于兑运漕粮耗米的数量，宣德八年(1433年)记载，“湖广每石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江北、扬州、淮安、凤阳五斗，徐州四斗，山东、河南三斗，若民自运至淮安、瓜洲等处兑军者四斗”。宣德十年(1435年)，降低了东南各省漕粮耗米的数量，“令湖广、江西、浙江耗米俱六斗，南直隶五斗，江北直隶四斗，徐州三斗五升，山东、河南二斗五升”。正统元年(1436年)，对部分省份的漕粮耗米进行了调整，“江北淮安、凤阳四斗五升，浙江苏、松等府民自运至瓜洲兑运者三斗七升，淮安者三斗，余如旧”。成化十年(1474年)，再次降低东南各省漕粮耗米的数量，“令湖广、江西、浙江加耗每石四斗，应天并江南直隶各府一斗五升，徐州二斗，山东、河南一斗五升”^[6]。另外，弘治十三年(1500年)，还奏准漕运官军务必将正耗漕粮照数交兑，不许折收轻赍或中途粜卖，否则，根据所欠漕粮数量，军余、小旗、总旗、百户、千户、指挥、把总、都指挥、总督漕运、总兵等官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7]。

可见，明朝对每年兑运的正额漕粮之加耗有规定的数量，并且这些耗米都要求征收本色，不许改折，或者中途粜买，否则必加严惩。明朝每年征收正额漕粮的数量很大，所以每年征收耗米的总数也不小，据《明会典》记载，万历年间，每年“实通运正耗粮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8]。如果将其中四百万石作为正项额征漕粮，其余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就是耗米之数。因此，每年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都要远远超过表2.1.1中所记载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