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花边商号

第四节　本地花边商号

民国十三年（1924），莘庄镇出现了专事门市收购及串乡上门收购花边的花边号，当时规模最大的首推吴协和花边号。

吴协和花边号原先为布庄，位于莘庄镇西街，兼营花边收发业务几年之后，同上海四川路附近的英商华泰洋行直接订立合约，从此专门经营花边业务。从民国二十年（1936）起，吴协和店铺索性撤销布庄，在南街闹市口建造了规模很大的“前店、中坊、后宅”的二层楼自用房屋，不仅全家人员投入花边收发管理，还投资设立加工作坊，雇佣了四名员工承担编结制品的洗洁、整烫等加工手续，然后直接发货供出口。

当时，凡是从事花边生产收发业务的花边商号，均由洋行预付一半加工费用，另一半待交货之后结清，而个体编结户又是事后才结算加工费，因此资金周转的压力不大。

精明的吴协和花边号并不满足于此，设法通过民间集资，自行建立加工作坊，能就地直接完成花边制品的再加工，此举省略了中间商的麻烦，更加赢得了洋行的好感，在购销业务环节上明显胜于他人，因此其订单不断，经营规模越做越大，业务涉及莘庄地区的千家万户，实力迅速显赫一方，经济收入居全镇之冠，令人刮目相看。

如此信息迅速地不胫而走，莘庄镇周边地区原有的布庄也纷纷模仿吴协和花边号的经营模式，将布庄作花边号或兼营起花边加工业务，经洋行出口。

不久，漕河泾镇上就有了森盛号、诸根堂号，七宝镇上也有了金秋波号、汪克勤号，梅陇镇上有了梅志香号，朱行镇上有了万泰号，分别与英美商人开设的巴特司、华泰、远东等洋行及华人开设的国利、利通、庆福、永惠等店号及顾少也的美艺花边公司建立生产业务关系。

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县各镇花边商号一览：

据《七宝镇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从程谨记布庄脱离出来的汪真琴和王桂堂，通过上海龙华公司褚根堂和陈锡文在七宝开设分号，经营花边和手袋购销。王桂堂开设的王恒泰染坊和汪真琴开设的源泰衣庄，都兼营编结收发。同时，李谷贤在南西塘滩从收发花边手袋，发展到兼做台毯、窗帘等，后又发往江苏常熟等地，并在上海设庄直接同外商业务往来。民国十六年（1927）前后，程谨记布庄成为七宝镇最有实力的花边经营商。不久，金秋波、龚小波联手开设专营编结业务的花边号。

据民国十九年（1930）闵行民众教育馆《上海民友》记载：当年，闵行镇举办“花边传习班”，接洽上海义康花边公司派员来馆传授结花边技艺。

莘庄镇莘浜路、莘东路口（1983年）

据《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讲习所的漕河泾农学团开学后，开办花边传习班，传播编结技艺，增强当地民众副业生产能力。

据《梅陇志》记载：民国初期，当地桂林、牌楼、华二等村宅已有不少人家从事花边编结。民国二十五年（1936）时，梅陇地区有四个花边收发站，在漕河泾镇西街有陈立云收发站，在漕河泾镇东街有诸根桃收发站，在朱行镇有潘才生、王阿弟开设的“万泰行”，在梅陇镇有梅志香开设的“泰丰昌行”。由于农村田地大片荒芜，花边编结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小扎钩”就此成了大批农户的“命根子”。

据《松江县志》记载：民国初期，钩针编结制品加工发展到泗泾、新桥一带，业此者有600多人，产品售交上海“国利”、“利通”、“济龙”等洋行。20年代，松江县城内开设过“时文花边号”，产品多有“锦华”洋行经理，销往国外市场。

钩针编结业在如此四处拓展的背景下，至30年代末，仅当时的上海县拥有专事编结者达5000人，年产花边、手套达数万打。

民国三十年（1941）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到处战火纷飞，花边产品的出口外销没有了途径，本地花边编结业因此陷入全面停顿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莘庄镇上的吴协和花边号率先重新恢复花边业务，并扩大规模，雇工4人，承担洗洁、整烫等加工手续，经济收入很快就居全镇之冠。

20世纪40年代，在七宝镇上，兼营编结业务的程谨记布庄歇业后，唯有王恒泰和源泰等店经营编结业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花边外销因外贸渠道不畅而一度停顿，后得以恢复并迅速扩大，产品主要出口到苏联、东欧及香港。

1950年，莘庄镇上仍有花边号3家，吴协和商号还在七宝镇上设有花边分号。

1954年，上海县七宝、莘庄、梅陇、颛桥等镇上有花边商号14家，雇用职员38人，外发加工编结人员有7000多人。莘庄镇上居民自发组织10多个编结小组，每组5人，各选代表到吴协和号领取棉线接任务，完成后交货。莘庄镇郊的农民仍以家庭生产为主，个别村宅自行组成编结小组。

自1958年起，各乡镇相继成立花边手套供销合作社，私营商号全部被吸纳。莘庄镇组织建立起集体合作性质的编结加工场，时有编结人员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