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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木为材的建筑序曲

时间:2022-10-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所有这些都表明,木材作为早期的材料,曾广泛地被用于建筑活动中。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穴居式建筑体现了“土”文化的特征,而干阑式建筑体现了“水”文化的特征,两者共同汇入了中国建筑的文化大河,奠定了中国建筑的雏形。中西方虽有不同的地域环境和自然条件,但在人类建筑的初始阶段,却都以木为材,共同采用了木构架的建筑形式,其中蕴涵着原始先民丰富的文化色彩和美学智慧。

一、以木为材的建筑序曲

对于建筑物质材料的不同选择,环境的制约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原始时期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原始先民还没有能力摆脱自然环境的制约,因此,与其他生物的本能性一样,建筑的选材也不得不依赖于自身生存环境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成为他们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选择。在原始建筑的草创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活在沼泽遍野、猛兽肆虐的洪荒年代里,在那莽莽荒原、沉寂的大地之上,原始先民被大自然的恐惧深深震慑,不断闪现出创造力的火花,从自然界中人为划出的遮风蔽雨的栖身之所,既是原始建筑的雏形,更是他们向大自然进取和占有的历史见证。用身边现有的物质作为挡风遮雨的材料,是他们实用观的直接体现和审美心理的素朴表达。荒山遍野,自然不乏石头这一天然材料,但低下的劳动生产力,限制了他们对石头的开采和利用,倒是木材,这一大自然对人类的极好馈赠,最早地进入了建筑的文化视野,蕴涵了古人对于建筑的审美体验。

早期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是一片沼泽地,生长着大量的芦苇,这就自然形成了以芦苇为建筑材料的传统。而古埃及人的原始房屋,由于尼罗河两岸缺少木材,开始时一般也是由棕榈木、芦苇、纸草、黏土、土坯等建造起来的。他们用木材作为墙基,在上面扎出木架结构,然后再用芦苇束编成墙,外面抹泥或不抹,屋顶也有用芦苇束编排而成的。这一传统延续了很长时间,古希腊神庙一直被奉为石筑的典范,但据考古发现,它也是起源于木构的,其外部的柱廊,就是由早期神庙外的木棚演化而来。古埃及石建筑遗迹,如公元前1480年的德·埃·巴哈特的安比斯小庙的檐部,仍见有仿木结构的制作。更多的是那个时代之前的石构件上,发现了模仿芦苇编织席条纹的痕迹。这就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初期构造埃及神庙的材料是木、芦苇等。黑格尔从古希腊神庙素朴美观的结构造型中,推论出古希腊神庙是由木构演化而来的事实:“就真正的建筑艺术来说,由于它要按照目的性原则而且要把房屋这个基本类型建造得美,木料建筑可以看作更为原始的。”“但是在庙宇建筑里,关键并不在围绕遮蔽而在支撑物和被支撑物之间的比例关系。为着把这种力学的比例关系调整好,木料结构显得是最轻便也是最自然的。”[2]可以想象,对于原始先民而言,树木和石头是最可接近的材料,但石头的加工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受制于生产技术的限制,在当时还没有能力加工石头的情况下,木材最早进入他们的建筑活动的视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环境对建筑的制约和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很可能是关键性的因素。

有些文化人类学家指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石器时代以前,曾有一个木器的时代,木材被广泛地应用于狩猎、装饰、建造房屋等日常生活中,成为主要的工具和原料。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上村落的遗址。这种村落用水底木桩作基础,架以木屋,四壁用树枝编织后再用泥土涂抹,有制得粗陋的木杆桥沟通,夜间撤桥可防范野兽。这种桩上建筑也曾在古代亚洲各国大量出现。另外,还有一种普遍的被称为“风篱”的建筑形式,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一书中记载说,这种建筑形式是一种用树条插入土中,其上覆盖短枝、树叶、草、树皮而造成的墙,既能挡风遮雨又可保护火种。所有这些都表明,木材作为早期的材料,曾广泛地被用于建筑活动中。

中国建筑的木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中国建筑从地域上可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北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如植被的疏密、泥土的质地、降水的多少等都成为影响原始初民选择建筑材料的重要因素。如北方当时树木较少,植被稀疏,地表被深厚的黄土层所覆盖,这就使北方最早发展出了“穴居”式的建筑。而南方由巢居发展而来的“干阑式”建筑,几乎全部是用木头建造而成。杨鸿勋在《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一文中,通过翔实的考证,认为:“沼泽地带源于巢居的建筑发展,是穿斗结构的主要渊源”,“黄土地带源于穴居的建筑发展,是土木混合结构的主要渊源”[3]。这一“巢居发展序列”和“穴居发展序列”的梳理和概括,为我们清晰地说明了中国原始建筑的主要发展脉络和木构架生成的主要技术渊源。这已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等的考古发掘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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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木结构示意图

古代文献对原始建筑的情况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墨子·辞过》说:“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湿润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日本民族学家越宪三郎在《倭族之源——云南》一书中,记录了他对我国云南及老挝、缅甸、泰国等处的山地、林地少数民族居民以及部落形态的村落进行的考察,其中有许多原始木构建筑的详细描述。有学者指出,黄河流域的文化具有“土”文化的特征,长江流域的文化具有“水”文化的特征[4]。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穴居式建筑体现了“土”文化的特征,而干阑式建筑体现了“水”文化的特征,两者共同汇入了中国建筑的文化大河,奠定了中国建筑的雏形。

中西方虽有不同的地域环境和自然条件,但在人类建筑的初始阶段,却都以木为材,共同采用了木构架的建筑形式,其中蕴涵着原始先民丰富的文化色彩和美学智慧。这种潜在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就地取材的现实性,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和构筑工具的便利性,契合了原始先民素朴的审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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