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高度关注和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

应高度关注和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

倪维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我感觉从人类发展的大方向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原则上是正确的。

回顾一下人类对能源利用的变化，从原来分散地利用（烧柴火、烧木头，到烧煤炭），到后来煤炭出来以后慢慢集中利用，以煤炭为主的工业革命使得各种蒸汽机，包括后来的煤炭电站发展起来，一直到石油天然气时代。现在因为地球气候、生态环境的变化，要求人们又要回复到分布、分散的用能状态。从分散到集中花了上千年时间，现在从集中到真正的分散，也可能需要很长的过程。所以与其把它称作“革命”，不如称之为“进化”，因为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是突然变化的过程。

我感觉这个渐变的过程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是密切相联系的，某一个国家或者全世界都不可能一刀切来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早的工业化国家的过程，和我们比较后发展国家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两句话，一个是讲全分布式，一个是讲全信息化（全互联网式）。这个过程会遇到许多比较复杂的问题，要克服很多束缚。这里面主要的问题来自体制。现在每一个行业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电网、石油，都是很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跟“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一样的。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些观点是对的。但是目前来看，有这么一个阶段不一样、体制不一样的问题，此外，这本来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单纯否定某一边都是片面的。

戴尅戎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

我觉得比起前两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它们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源头是多元性的，并且领域也是多元性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从英国开始，其标志是英国纺织工业的形成；第二次是从美国开始，其标志是福特汽车制造流水线的形成。

“第三次工业革命”我看不一定是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什么地方发出，而可能是从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角度发生，具有多元性。同时，在领域上也是多元的，不仅限于制造、纺织，而涉及各行各业，这应是其一个很大的特点。

再一个就是广泛度。它的源头是多元的，终端也是多元的，从影响到某个方面到影响到整个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医疗上的反映更加直接，或者说更实用。比如说很多医生对于3D打印很感兴趣，是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打印机呢？肯定不是。

金东寒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上海711研究所所长）：

谈到工业革命，我理解应该有三点。第一，它一定会产生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大大促进人类进步，大幅度满足人们新的需求；第二，它能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第三，能够形成足够长的产业链，满足就业需求。里夫金先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本书里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加上可再生能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对于这个提法，我基本上赞成。

不管可再生能源是不是具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是非常有必要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可以改善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性，可以缓解环境污染。

金亚秋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

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好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会终止中国的崛起，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基于低端制造业，而低端制造业是难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或者某种大趋势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当然令我们很兴奋。但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引领”，这个还是任重道远。所以希望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层、工业界、科技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都能够来议论这个问题。

芮明杰　（复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以往实际上错过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去一直是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努力，我们的工业化水平在规模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2010年起，我们的制造业产值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们不是制造业强国，我们的制造业基本上还是处在价值链的低端，我们的制造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高端制造品许多还依赖进口。

因此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真的到来，我们不做相应的应对，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的话，很有可能会再一次拉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以在今天，我们需要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会不会发生，所发生的机遇，所导致的工业和技术发生变革的重大方向究竟在哪里，以及我们究竟能够抓住什么样的机遇，从而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强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查亚兵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教授）：

里夫金先生提出五大支柱的想法。第一个支柱是指能源结构转型，就是要采用可再生能源，这个没有任何的怀疑。第二个和第三个支柱，是指可再生能源是分布的，所以要把能源就地收集、存储起来，然后尽可能地就地使用，这也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就地应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各方面连起来，因为可再生能源确实有间歇性，所以第四个支柱就叫做能源互联网。第五个是电动运输工具。为什么把这个具体的事情也放在支柱之一，我们理解是这样的，电动运输工具至少有三个属性，第一，它本身就是使用绿色能源，用电来驱动，而现在的汽车本来就是我们地球上的一个主要的污染源；第二，电动汽车是能储能的，白天开完了回家，储的电晚上还可以给家里面用，因此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储能设备；第三，电动汽车是可以机动的，开到哪里就可以把能源带到哪里。基于这个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这种说法我们基本上是认可的。

汪品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注意国际发展动向。现在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应当从国家的战略研究的高度来看。这种战略研究，最好不要背对背——外国搞外国的、中国搞中国的，而是应结合起来，参加到国际战略研究当中去。上海应该开这个头，应该率先进入国际，不是背对背，而是面对面地来讨论这类问题。

具体来讲，我们过去做得不好的，是往往抓住事物的某一个现象，而不是去抓住事物的本质。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介绍得比较多的是制造业的3D打印，但里夫金主要讲的不是这个，而是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是主要讲通讯和能源的变化引起整个的产业变革，这个才叫产业革命。其实里夫金后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是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整个产业、整个社会，从原来的垂向变成横向结构，他那本书《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副标题就是“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财富、管理都集中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反过来，变成横向结构。每个人的手机就是信息的终端，每个家庭就是能源的提供者，居民也会从城市回到农村去，管理也会从金字塔式的垂向变成横向。

里夫金的说法也无非是国际战略研究中的一种观点，并不就是共识。他说的这种未来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预测对不对？这些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而我们的研究，应当和国际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根子上来研究。科技、经济的战略研究至关重要，但“革命”两个字确实要慎用，我非常赞成倪维斗讲的“渐进”的意思。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战略研究，国际上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上世纪80年代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对信息时代的预见，现在证明是对的；90年代的时候，美国约翰•霍根出版的一本书叫《科学的终结》，说科学到了20世纪末，大部分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科学都结束了，现在看来当然是错的。

国际上战略研究很多，气候变化就是一种，当前酝酿的“地球工程学”也是一种。我们对这些都需要采取积极参加但不盲从的态度，这就是创新思维的态度。是不是我们也能发起和主导国际战略研究呢？起码要避免国际战略研究中的误导现象。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

目前大家都注意到，尽管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样一个说法，现在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还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包括“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已经成型，是否已经到来，但不容否认的是，这场将引起产业发展以及重大变化的技术革命已经初露端倪，它的影响已经客观存在，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一个重大革命性技术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的机遇，抓住历史机遇，有可能帮助我们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

科技成为核心驱动力就需要我们摒弃浮躁，深入冷静地讨论分析今天的社会发展状态，关注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动向，更好地借助科技的力量来帮助推动我们国家和上海站上全球价值链最高点，真正实现为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服务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