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

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社会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个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趋势。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形式上与18、19世纪遇到的问题有相似之处，比如，失业、社会的两极分化等，但是，我们当前遇到的更多问题是因为全球化、后工业化引起的。而且，即使那些看起来属于传统范畴的问题，在实质上也是全新的。只是由于人们不予深究，才会认为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如果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与过往所发生的类似问题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是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而把人类引向了风险社会，也正是由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社会驾驭能力，即人类驾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开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了，从而让世界呈现给了我们“危机事件”。即使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到了今天，这些问题也是发生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也不可能运用过去曾经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来加以应对了。也就是说，在新的环境下，旧的问题也需要在充分地考虑到了环境变量的时候才能得到解决。

就“危机事件”、“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等词语在今天得到广泛和高频率地使用而言，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是我们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把这些词语推展到了语言应用的前台，让这些词语变得非常流行。当然，在20世纪，“危机事件”、“危机管理”等词就在专业著作中得到了广泛使用，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作出过很多探讨。但是，这些词语的使用明显地被限制在了专业范围内，至于公众，是很少有人接触过这些词语的，更没有去关注这些词以及这些词所表意的社会现象。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几乎是人人都知道“危机事件”、“危机管理”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些词语会忽然流行起来？这说明，与这些词相关的社会现象已经是人人都可以感知到的现实，无需对这些词进行定义，人们就知道它们的内涵以及所反映的是哪一类社会现象。事实上，在进入21世纪的这些年中，危机事件的频发以及针对危机事件而采取的行动——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现象，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在社会表象的层面出现的危机事件以及采取的危机管理行动都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的，笼统地说，就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把危机事件推展了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采取危机管理而加以应对。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并不存在于社会表象的层面，即使在自然界也是如此。所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主要存在于科学家的视野中，是科学探讨的主题。比如，在20世纪较早的时期，量子力学就关注到了不确定性问题，随着系统论的研究走向深入，复杂性问题也得到了探讨。到了20世纪后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已经受到自然科学中的几乎所有学科中理论研究的关注和探讨。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欧洲掀起了组织理论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的组织理论一般都把组织作为集体行动的复杂系统来看待的。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理论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组织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认识了。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所面对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程度上都还比较低，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是一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状态。在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这种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是可以在科学认识成果的应用中加以控制的。

在工业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类也确实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控制技术，不仅是工程技术，而且，社会控制技术取得了更为突出的进步，甚至我们通过这种控制技术实现了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利用。比如，在组织的管理中，一方面，我们通过组织技术——组织结构的设计、体制的设计、组织规则体系的建构——来控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利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领导艺术得以施展的条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官僚制组织是不包含不确定性空间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组织理论中，就为组织设计了一个不确定性的空间，这种不确定性的空间可以激发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超常回报。我们可以以大学这个教育组织为例，在大学里，让每一位教师五年获得晋级的资格，那样的话，就没有不确定性了，每一位教师都可以到了某个点就当上了教授或副教授。但是，如果作出一个破格评教授的设置，就意味着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必然经历五年获得晋级的资格，有的人可能不到五年就晋级了，相反的情况是，有的人可能到了五年也没有实现成功晋级。这个破格以及与破格相对应的延迟，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空间。在所有的组织之中，有了类似于此的不确定性空间，就会给予组织成员以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开展竞争，组织成员在竞争中就会给予组织以超常回报。同时，组织中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则可以利用这个不确定性空间而增强自己的权威，使权力的应用更为有效，实现对组织成员的有效控制。同样，在政府的社会管理中，甚至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中，普遍实行的项目制也都是营造不确定性空间的做法。这些都是在组织管理中对不确定性的利用。

总的说来，既有的社会控制技术还只是对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控制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增长，人类社会迅速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这样一种状态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按照黑格尔所谓“量变”、“质变”的说法，整个工业社会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上都是一个量变过程，而当人类进入80年代后，这个量变过程开始转化为一场飞跃甚至突变。所以，现在人类社会又开始了一轮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实现量的增长的过程，而且，这种量的增长呈现出了加速度的态势。可以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不仅组织管理中的那种遏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做法已经失灵，而且，试图利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做法也将变得非常危险。还以大学为例，这样一种评职称的方法可能就会变得难以为继。同样，在政府的社会管理过程中通过项目制而激发各种社会力量的竞争，也会产生更多的消极效应。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既无法实现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效控制，也不应当通过进一步营造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空间去激发组织各种要素间的竞争，而是需要通过增强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去适应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实，也只有在这种适应中才能获得主动性，并制胜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就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控制技术而言，有宏观层面的基本制度、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体制等，而在微观的层面，社会控制的技术主要包含在组织之中。可以说，组织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控制技术，它作为人类开展社会活动的工具和平台本身，就已经体现了人类社会控制的技术，或者说，是社会控制技术的凝结。组织是我们开展社会活动、过社会生活的平台，在工业社会组织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组织成就面前，我们今天所开展的一切社会活动都需要借助于组织，我们只有通过组织的途径才能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和开展社会活动，没有组织，也就无所谓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如果说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还只是少量的社会活动是通过组织的方式去开展的，那么，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几乎一切行动都需要通过组织。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只有家庭生活以及围绕着家庭生活而展开的那部分生活内容是脱离开了组织的，而同样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的俱乐部活动，却是具有某种组织形式的，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而已。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生活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离开了组织就没有社会生活。即便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近些年来也呈现出组织化程度迅速提高的势头，许多原先属于日常生活的活动，也开始通过组织的方式进行。虽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来认识这一点时可以得出领域融合的结论，而就当前来看，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化则意味着社会控制技术的引入。而且，政府的社会管理得到了充分重视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呈现出日益增强的势头，其可望的近期表现必然是，将在社会管理理念的支配下彻底征服日常生活领域，从而把日常生活领域打造成一个也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那样的高度组织化的领域，并接受社会控制技术的支配。

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维度中去看我们社会中的控制技术，又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从宏观的基本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到微观意义上的组织，都全面地陷入了一种功能性失调的状态之中，或者说，所有的社会控制技术都面临着“功能性障碍”的问题，我们也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控制失灵”。对此，最好的证据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出现以及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那就是，如果我们所应用的社会控制技术是有效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控制是能够达成目的的，为什么会出现日益增多的无法控制和控制无效的社会问题呢？虽然我们今天把控制失灵的后果说成是社会风险而不是危险，但是，如果这种社会控制失灵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社会陷入全面危机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社会控制失灵的问题，甚至需要将其作为一项急迫的时代课题提出来，需要在对这一课题的解决中去开展一场全面的社会重建工作，寻找应对或适应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出路。

人类社会今天所遇到的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我们在与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比较时发现的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而后工业化既是对工业社会的否定，也是工业社会的历史行进所呈现给我们的发展结果。恰是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全部积极成就，向工业社会提出了挑战，并要求扬弃工业文明而去建构后工业文明。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了一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甚至有的地区现在正处在走出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进程中。比如，在中东、北非一带，在18世纪和19世纪错失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机遇，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沦为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了民族独立，但是，在社会治理以及生活方式上，又回复到了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甚至可以说处在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的早期状态。如果说亚洲广大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话，那么，在中东、北非一带，错过了工业化的几个重要关节点。所以，在人类后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的时候，它还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显现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迹象。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化有着相关性的话，那么，也意味着这个地区正在进入工业化的进程。

对于中东、北非最近发生的事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一些学者试图去寻找它的原因，将其归结为“外部干预”等原因。其实，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观的表现，没有历史地看问题。我们认为，这个地区正在发生的是一场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后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启的时候，这一地区匆匆忙忙地搞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即工业革命），要把工业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在这里建构起来。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有欧美的样板，而且，欧美发达国家也努力把自己的制度等复制过去，却不会成功。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打个比方，秋冬之交的时候，如果我们留意草坪，就会发现有些小草刚刚破土，刚长出来两片叶子，“霜降”就到了，它就匆匆忙忙抽一个穗，结几颗草籽。但这些草籽大多是秕籽，如果你将它们收集起来再种下地去，不会长出草来。因为它迟到了，没赶上季节，在春天该破土的时候，它没有破土，到秋后才破土。所以，中东和北非这些地区在未来几十年都注定要动荡不宁，即使帮它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形成成熟的操作技巧，只有当我们寻找和发现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模式、治理方式的努力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个地区学习和借鉴了之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一地区的人们不是复制西方工业社会的制度和治理模式，不是把西方霸权国家强加给他们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加以简单地接受，而是独立地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去进行积极探索。那么，这个地区就可能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正如西方国家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是极其落后的却能够率先走上工业化的进程一样。但是，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在西方霸权国家的干预下，这一地区的人们很难拥有独立探索的自主性。

总的说来，全世界各个地区和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则表现出一种发展上的不平衡，在欧美进入发达工业社会时，很多地区才刚刚走进工业社会，或者说，才启动工业化进程。比如，亚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比西方晚多少，但在工业化方面却进展缓慢，直到20世纪的70、80年代，才呈现出加速的态势。我们称之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亚洲国家基本上是在70、80年代才在建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开始加速。但是，在亚洲国家致力于建构工业社会这项社会工程时，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呈现出后工业化的迹象，深深地受到后工业化问题的困扰。所以，亚洲国家在承担起工业化的任务的同时，也遇到了后工业化的问题，或者说，因后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同步展开而感受到了后工业化的影响，从而不得不面对后工业化的课题。如果说在20世纪末关于后工业化的问题还受到很多人的怀疑，那么，在今天，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正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或者说，正是后工业化使所有造就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量都释放了出来，让人们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压力，不得不面对频繁爆发的危机事件。而且，对于正在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由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课题交织在了一起，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得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