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太湖流域圩田布局形式主要是民国遗留下来的抗灾能力较低的小圩体系（又称“鱼鳞圩”），每处圩区面积多在几十亩至几百亩，万亩以上者甚少。如苏州地区有圩田300余万亩，分布在一万多只小圩内，其中吴江县有鱼鳞圩2 948个。[1]又如常州地区，武进、溧阳、金坛，共有圩区3 077处，圩田87．18万亩，圩堤长4 781公里，平均每处圩区283亩，堤长1．55公里。[2]
由于长期水利失修，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利面貌是满目苍荑”[3]，洪水灾情屡屡发生。如民国十年（1921年），“太湖因潮水倒灌顶托，宣泄不畅，7月、8月雨水又多，积水成灾”[4]。民国二十年（1931年）大水，太湖地区“水涨塘没，河港一片，田中积水1—2米的重灾区达500万亩以上”[5]。灾情以苏南为重，浙西次之，宜兴、溧阳、金坛、镇江一带受灾耕地占总面积的29%—56%，德清、安吉为22%—37%，江阴、常熟、昆山均在30%左右。[6]民国二十八年（1949年），在暴雨洪水的袭击下，镇江地区受涝成灾面积10 100公顷，受灾人口10．6万；苏州市吴县9 230公顷农田受淹，东山镇冲倒房屋2 000多间；吴江县被淹农田26 600公顷，3 000多人无家可归；昆山县26 000公顷农田被淹，其中5 860公顷农田绝收；太仓县8 000公顷农田受淹，倒塌房屋6 000余间；常熟县禾苗大部被淹。[7]
新中国成立前，太湖流域圩堤到处决口破堤，损坏严重。据苏南水利局调查，沿大河大荡的圩堤溃决破提长达10%—20%，刷去外坡，危及堤身长度达20%—40%；一般圩堤因高度不足被浸顶漫水长度达20%—40%；还有不少半高田因无堤挡水而淹没。[8]譬如，吴江县“圩堤低矮单薄，千疮百孔，河流有网无纲。每到大水期间，太湖之水大量涌入县内乱窜。特别是台风或大风来临时，太湖风浪大作，潮水无情地冲击着沿岸的险工，造成倒圩淹田的灾害。每当大雨来临，田中积水就无法排除，形成内涝，更苦的是圩心田，终年积水，只能种一季早稻”[9]。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迫切要求解除水患。但由于战争刚结束，政府财力有限，水利工作“只能以防洪为主，有重点的举办排涝工程，发动群众培修河湖圩堤、浚沟、撩港”[10]。各县成立了“水利委员会”、“水利工程处”或“低田复圩工程处”等机构，发动群众开展治水活动，逐步提高防洪能力。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州地区1949年即完成土方388万立方米，动员民力十数万人，发放工赈大米142万公斤。[11]
1950—1953年，以复堤修圩为中心的农田水利陆续展开，其基本做法是：对宅基、车口、牛爬滩等历来缺堤地段和半高田无堤小圩，补筑圩堤；对临塘滨湖、座湾、抱角等险工堤段，加以填塘固基，修筑戗台及增做块石护坡等；对倒坍损毁的涵阐，陆续整修或改选重建；对圩内锅底田，用开挖沟渠、加筑子岸等办法，排除积水，恢复耕种。[12]1953年，中央水利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田水利会议，强调今后数年内各省水利厅、局，应“着重加强对群众性农田水利的领导，开展各种各样小型农田水利，培养人民的抗灾能力，为农业增产服务，特别注意使小型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密切结合起来”[13]。随后，太湖流域群众性的小型排水、蓄水、引水农田水利工程大规模展开。
1954年，太湖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大雨遍及全流域，90d流域平均降雨达890．5mm”[14]。流域内各地最高水位大多超过或平历史最高水位（见表8－1）。与1931年最高水位相比，1954年嘉兴、苏州与太湖的平均水位分别高出52厘米、40厘米和19厘米。
表8－1 1954年太湖流域各地最高水位 （单位：米）
资料来源：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洪涝发生后，虽经群众全力抢险，但因水利设施落后，“圩区约80%破圩，受灾农田约785万亩，其中江苏、浙江各300多万亩”[15]。没有破圩的，内涝也十分严重。由此，充分“暴露了小圩体系堤线长、标准低、渗漏大、地下水位高等易灾低产的弱点”[16]。联圩抗洪也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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