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1921年10月以孙宝琦为首的请愿书中，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指出：
苏属松江地方，与浙境毗连，濒近三泖，地势低洼，又当天目水源下流，幸赖各港疏通，因势利导，尚无泛滥之虞。自沪杭路成，顿失其利导之效，十四年中水灾三告，虽云灾自天降，而铁路之填塞泾浜，收狭港口，或偏面筑桥，水流迂折，实有以致之。
从相关史实推断，该请愿书的作者应为姚文泽、张世桢二人，他们还指出：道光、咸丰以来的八九十年间，江浙地区遭遇了1849年与1889年两次大水灾，每次“淫雨四五十日”。1921年“仅遭经旬之雨，且雨势又间日而作……盖地势高低今昔如故，何以已成泛滥之象？”从整个流域来看，嘉兴之水“以秀州塘入浦为尾闾”，汾湖、淀山湖、泖湖因北路出口吴淞江日趋淤塞而“南并趋黄浦”。一南一北两股水流均汇集于此，“故苏浙之交水势，极为拥挤，既为铁路桥梁之束缚，已不畅达”。
经实地考察后，他们列举了该港堵塞后的五大危害：第一，原屠家村港之水此时“必赖东甪钓湾港并泄，因浙西诸水加入，湍急骤增”。由此导致1914年横跨甪钓湾的铁路38号桥被大水冲毁，三年后才得以修复；第二，位于屠家村港南、北两条河上的第43、45号桥及附近的涵洞“因港门狭浅……舟楫难行，农田冲毁”；第三，1911年至1912年汛期“淫雨不过旬日，然浙西低洼之区与松境坝内低田已遭淹没，而坝（笔者按：即铁路路基）外荡田尚有五成收获”；第四，干旱时期附近地区须引黄浦江水以资灌溉，“但泄水不爽，进水亦难”；第五，航运方面，屠家村港“向系杭嘉湖至申要道”，堵塞后沪、杭各轮船公司“因阻碍航路，大起交涉”。后由枫泾当地地保引领航船绕道范塘，再由圆泄泾进入黄浦江，如此则“较原航线约远十里之谱”。故该港“不特为太湖入浦咽喉，且为杭嘉湖轮泄要道”[172]。
2．枫泾镇士绅郁崇光认为苏路公司建设时“犹冀坝塞之后，上游浙水得向附近支港分泄入浦”；而浙路公司“亦因减省经费，将浙境泄水港门节节缩小，至西来之水，易于停滞，而东流之水，又受该坝影响”。也就是说，造成水流阻滞的原因是两家公司在铁路建设过程中各自为政，只顾维护自身利益。郁氏又转述当地农民，谓“此坝不开，此后水患年甚一年”。[173]可见当地民众对堵塞一事甚为恐慌。
3．嘉善县枫泾区自治委员施充、汪山认为该县“自筑沪杭铁路以来，迭遭水患，民不聊生。自辛亥至今甫及十年，而水灾四见”。他们通过对比该港堵塞前后嘉善境内河道东泄松江的水流走势，说明1921年水灾时“水高多在铁路以内，其泄水为铁路阻滞”的现象。
堵塞前——
浙西之水，上承天目，迤东而流，环嘉善城壕，泄华亭塘，出枫泾之莫家圩，注江苏松江县境之秀州塘，出金山县境之小泖港达黄浦，为一支；由秀州塘分支东北，走金山县境之塘缺达黄浦，为一支。咸丰初，塘缺逐渐淤塞，光绪中成为沟浍。华亭塘出水，专恃秀州塘出小泖港一支矣，其在善邑西北乡诸水，经伍子塘、和尚塘，走筑城泾（即竹祥泾）、茜泾、清凉庵诸水，消于江苏松江县境之屠家村塘。马汇塘水亦走筑城泾，转入清凉庵，出施家白漾，分走松、善交界之定光塘、施王港。松江县境之俞汇塘、蒲宅塘等大支港，合流出屠家村塘，绕林家塘，出茹塘、五厍归黄浦，为一大干水；再由屠家村北流西泾港，分注六店湾（即角钓湾）、湾梁泾，出茹塘、五厍归黄浦，为一大支水。
堵塞后——
浙西泄水门户顿闭，所恃以泄浙西之水，但由西泾港走六店湾一支，而六店湾又为铁路筑桥，港脉改易，收狭河身，致茜泾、马汇塘、筑城泾、清凉庵诸水趋东无路，转向北流，并走白牛塘（该塘两旁淤涨成田，最阔处不过五丈许）、大蒸塘达黄浦，又北流青浦县境之北长泖，转出黄浦，其道迂远，其港狭小，不及屠家村塘直泄而速。且西水东流，迂回曲折，将出浦口，浦潮适又起，而西流湍激而进，是以一遇淫雨，浙西便成泽国，况铁路经过桥门又皆改易，河身曲折而狭，更有坝断小支河者，皆阻滞西水东流之路，而浙西水患之所由多见也。[174]
上文的大致意思是原本西来之水可以通过屠家村港、甪钓湾直接向东进入圆泄泾，而堵塞后水流必须先向北流入大蒸塘，再转向东入圆泄泾（参见图7－1）。其核心观点是屠家村港为“浙西泄水门户”，所以其影响覆盖整个浙西。同样执此观点还有浙西水利议事会和张世桢——议事会将1921年夏发生的水灾“归咎于西之太湖壅涨，东之泖河淤塞，而中间复阻以松属屠家村之坝塞”[175]；张氏认为：“浙境内嘉湖府属各县，地居松江上游，凡遇水灾，全恃枫泾屠家村等处为宣泄，今以下流坝阻水性之东注不畅，初因人事之不臧，而谓天灾之莫救，其可慨又何如也！”[176]
4．关于北姚泾桥，除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发文抨击外，1908年6月英国驻杭州领事馆领事就浙路公司在“野窑”地方缩河筑桥，“将宽四十丈之水路填塞，只留二丈”一事发表了如下看法：
本领事已知有轮船多艘，在该处停候至四五点钟之久，须俟潮涨水平，方能驶过。如此耽延不便之办法，令其停止。况将来嘉兴、杭州一带，上水之船因不能行走，致在该处群集乱停；下水之船因水流过急，船工持舵甚难，恐时有彼此撞碰之事，以致货物损失，伤害性命，在所不免。更有一事，本领事视为紧要者，亦当为他人意料所及，即是该处两岸堤岸，日后水涨时将如何？目下运河水平，在该处尚如是之急，轮船不能行过，倘日后雨水略多，山流下泄，黄浦、运河水必漫溢，又将如何？总之铁路造桥，事所必有为莫大紧要之工程，但他项情事，非无紧要，自应察看当地情形，勿得妨碍他乡产业，方为合办合急。[177]
如果说英方所言有干涉路政以达到借款目的的话，那么《青浦县续志》（编纂者即为当时办理交涉的金咏榴）则体现了其明显的“本土意识”：该志认为1911年“我邑受水灾甚巨”，即为北姚泾桥收缩水道后宣泄不畅之“明证也”。[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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