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遗嘱与未了的契约

17.“五四”的遗嘱与未了的契约

弹指一挥间，“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89个年头了，对于“五四”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好像该说的都已说过。熟悉近现代史的人们不难发现，在当时那样的世纪危局背景下，“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简直是人类的奇迹，那些已经留在历史典章中的名字对于沉闷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横空出世般的启明或者干脆说就是照耀。我们可以把“五四”先哲们留下的宣言，视作一份对所有未来时代人们的永恒契约。构成这份契约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要素被时人戏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先贤们期望用这种理念来拯救沉沦中的古老帝国，虽然今天看来，“五四”先哲们提出的目标远没有完成，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把这份理念看成是“五四”留给今人的一份庄严的遗嘱，更是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坚决履行的一份精神契约。

在笔者看来，这份契约在当时能够横空出世，就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困扰那个时代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体”、“用”之争的理论难题。民国初年的这些天才般的大师们，以神来之笔为我们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签订了这份永久契约，它不但从理论上解决了体、用的长期分裂状态;而且更为久远的深意在于，在这份契约的路线图中，力图通过赛先生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中华的“用”的问题，并借助于科学为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民族踏上富强之路指出了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得以实现的操作维度。通过德先生，则巧妙地化解了传统“体”的边界对“用”的束缚问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安排了一种包含价值理性的关怀维度。近代史的研究已经能够证明，由赛先生引发的解决“用”的问题，是有一定限度的。换言之，如果赛先生不能得到德先生的有力支撑，赛先生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德先生的实施也需要赛先生提供的物质支持，否则，德先生是无法长久立足的，这点对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五四”先贤们的天才般的构想。遗憾的是，自“五四”以后，这份契约经常停留在一种理论上的相辅相成的构想中，在实际运作中则被有意无意地割裂了。实践已经证明，在“五四”的这份遗嘱中，我们更多地继承了赛先生，而德先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悬置了。正是由于德先生的缺席，我们遭遇了这个时代最为棘手的难题，即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

在重新审视“五四”的这份遗嘱中，需要克服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科学与民主可以在分离的背景下各自独立运行的看法，更有甚者，认为没有民主的存在仍能从容地做好科学。其实，这种看似幼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无奈背后的规避风险与自欺欺人而已。远的不说，只要看一下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可以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文革期间不也发生过许多类似的悲剧吗?没有德先生的制度保证，赛先生是走不远的。

坦率地说，“五四”的遗嘱，我们并没有能够完全地践行，它被我们肢解了。今天，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种准意识形态，问题是这种缺项的“五四”契约是无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如果让我们今天重新书写“五四”的启蒙誓约，我更愿意相信，今天应该再加上“伊先生”(创新，innovation)，这个伊先生的出现时间应该与上述两位先生基本上同龄，只不过它运行的条件更为苛刻而已，笔者认为这就是“五四”契约没有来得及做的工作。因此，这份新契约应该包括三个维度：赛先生(知的层面)，德先生(情的层面)，伊先生(行的层面)。通过这样的改造，“五四”契约就由最初的平面状态升级到一种全新的立体状态。所以，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加紧迎接德先生，只有德先生来了，创新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遗嘱是我们远没有完成与兑现的一份契约，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谈论“五四”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