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中国的官文化渗透到科技和教育界有副作用，例如：没有真正的任职评审，任职过长，不能产生最佳人选，等等。这些问题涉及难以一时改变的中国文化，但也有可以实施的制度性解决办法，其中之一是：科教界的行政职位任期结束前都常规进行公开招聘。其实，我只是暂任，以便开展工作，而已经与美国科学家一道在努力请其他人尽快接任所长一职。
众所周知，中国的官文化渗透到科技和教育界有副作用，例如：没有真正的任职评审，任职过长，不能产生最佳人选，等等。
这些问题涉及难以一时改变的中国文化，但也有可以实施的制度性解决办法，其中之一是：科教界的行政职位任期结束前都常规进行公开招聘。
我的北大生科院院长任期将于今年9月到期，我坚持要北大组织招聘委员会公开国际招聘，以上是最主要的原因。
有些人来问此事，我给他们拷贝了至少从2011年3月就在博客上开始多次表示的希望其他人替代我任职。如果招聘到北大以外（国外或者校外）学者来做院长，可以给北大带来更多力量；如果招聘北大内部比我在北大时间长的老师，也可以起作用：比如，一段时间推动改革，一段时间注重协调，对于一个机构来说也是有道理的。我相信，无论谁做院长，北大生科院只会继续进步，而绝不是生科院缺我就不行。还可能相反，有些人做的比我好得多。
有些人知道，不久前北大获美国捐款成立了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以为我将专职任所长。其实，我只是暂任，以便开展工作，而已经与美国科学家一道在努力请其他人尽快接任所长一职。
北大绝不能一人独大某个学科，即使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学科，也希望尽快能有二三十位以上比我好的学者。
一群比较好的学者，远比一个院长、所长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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