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继传统的文艺学翻译观及近代的语言决定论之后，胡塞尔又从哲学的高度消除了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霸权地位，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提出了不同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现象学思维范式，导致了现代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反应文论等文艺观的本体论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强大的冲击。罗兰·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作者之死》宣告了作者权威的终结，译者从此成为翻译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意识开始突显。
翻译本体论研究模式的走俏_共生翻译学建构
继传统的文艺学翻译观及近代的语言决定论之后，胡塞尔又从哲学的高度消除了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霸权地位，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提出了不同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现象学思维范式，导致了现代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反应文论等文艺观的本体论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各路学者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政治学、种族学等层面，尝试对“译者主体性”进行论证，而名家成为其中最抢眼的角色，他们的言论几乎构成一座不可摧毁的堡垒。海德格尔借语言理解存在，伽达默尔借语言诠释理解，姚斯借美学塑造读者，伊瑟尔借读者反应寻求阅读的权威，巴斯奈特借文化操纵作者，福柯用权力解读翻译等，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模式已挣脱传统的认识论视域，丢弃蹈规袭常的研究方法，开辟了全方位、多层面研究空间。这样，传统翻译研究中那种凭感悟、过分依赖直觉的主观主义和经验教条主义的、囿于纯语言技巧转换甚至逐字死译的纯技艺方法终于被20世纪哲学语言学的思潮所掀动，翻译研究进入结构主义语言学层面，开始深入语言的系统、功能、结构、体系中去寻求语言的规律及内在本质，翻译的科学观打破了翻译的文艺观界域。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等翻译流派的出现使人感受到了翻译研究的革命性震颤，动摇了之前的翻译是语言转换的结构主义系统，翻译被置入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宏大语境中去审视，也更加注重翻译的政治性、民族性、种族性甚至帝国主义性等政治色彩问题。罗兰·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作者之死》宣告了作者权威的终结，译者从此成为翻译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意识开始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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