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图书馆的诞生

古越藏书楼的开放，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向社会公众开放成为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的前提。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我国图书馆发展的近代时期，它比我国社会的近代史滞后了半个多世纪。京师图书馆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政府创办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图书馆进入近代发展时期。

众所周知，自晚清末年，伴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西方的文明也破门进入古老的东方，“西学东渐”是当时一股无法阻挡的历史大潮，但这只是历史的表象，其背后彰显的却是工业文明对古老农业文明的冲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面临着空前的激荡。此刻，中国社会已不可能在原先的轨迹上前行，其社会历史的演变模式无法回避与西方文明的碰撞，而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正是这种冲突的表象之一。

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一些驻外使节和出洋留学的知识分子、倡导维新变法的学者及朝臣在其著作、游记、日记中介绍了西方的图书馆事业，并重点介绍了外国图书馆对外开放的各种举措。这种文化氛围对我国近代图书馆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19世纪90年代，创办图书馆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当时英、法、美、德、俄等国国内遍设各级各类图书馆，那些图书馆的阅览制度，图书管理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尤其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所以，当西方传教士走入中国大地，在中国一些城市的教堂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时，无疑西方传教士对此在中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并自此开启了中国古代藏书楼走向近代图书馆的进程。可以说，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西方传教士对近代图书馆观念及制度之引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随着早期传教士在上海、北京两地建立了一批向世人开放的图书馆，客观上刺激了近代图书馆的产生，许多省份都相继创办了近代图书馆，打破了藏书楼以单纯藏书为目的的私有、封闭、专享性质，逐渐以公共藏书为主，向公开、公用，共享转变，以面向社会公众为发展方向。

前面我们说过，按照中国社会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古代藏书楼一定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而日益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发现了许多藏书楼身上具有的现代图书馆的一些端倪。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急转直下，古代藏书楼这种中国大地上古老的文化现象在西方图书馆的冲击下迅即完成了由传统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历史嬗变。

在近代图书馆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推动下，近代图书馆职能必然也要与之相适应，其具体表现是：（1）文献的搜集、保存职能范围扩大。它既收集保存“国粹”，也兼顾“今籍”（即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书），以便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服务。（2）在服务范围上，既为本社团服务，也向社会开放，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人借阅图书报刊，由此，文献的传递职能大大加强。由此可见，藏书性质与藏书功能发生了双重转变，而这种转变无不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