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货物运输注意的事项

1．2．2．1　对于世界海洋运输的研究

针对世界海洋运输，国内学者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分析世界集装箱海运航线的结构、特征及其优化，揭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形成演化机理与发展模式；二是分析世界海洋运输网的特征、效率与海运网络间的国家权益复杂性；三是从时空维度分析世界海运经济地理格局的现状特征、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探究海运贸易全球化对世界港口城市体系的作用与影响机理。

世界海运集装箱运输及其“班轮化”运作是20世纪世界交通领域中的重大变革，它克服了传统件杂货班轮运输方式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和运输质量，世界货物运输集装箱“班轮化”也因此成为世界海运的重要趋势（李文欢，2007）。集装箱运输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以杂货运输的标准化为目标的运输技术的创新与扩散的过程，从根本上推动了杂货运输的高效率。安筱鹏等（2000）分析了集装箱枢纽港的形成演化机理与世界集装箱枢纽港的成长模式，并探讨了中国集装箱枢纽港的发展战略。徐骅等（2008）以Ashar提出的赤道环球航线为基础，通过分析贸易流与航行距离等航运成本因素，寻找最佳的枢纽港口区位，进而得到与Ashar略有不同的赤道环球航线。陈继红（2012）通过对世界集装箱海运航线结构的形成和演进历程的分析，指出船舶大型化与班轮运输全球化等趋势是促进集装箱海运航线“轴辐式”发展的主要原因。

关于世界海洋运输网络的研究，邓为炳等（2009）通过世界海洋运输网的基本拓扑结构的研究，发现世界海洋运输网的度分布为指数分布，并且具有小世界的性质，发现港口吞吐量与港口的连接度和聚集系数具有很强的关联，港口的吞吐量与港口在整个网络中出现的概率成正比。李振幅等（2011）对北极航道国家权益网络表现出的复杂特性进行了分析，并对其表现出来的一些不符合典型复杂网络统计特征的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北极航道国家权益的协调和解决受到现实世界中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经济、气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于世界海洋运输格局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陈有文等（2012）从历史维度对各洲大陆在殖民地运动与海运贸易全球化驱动下港口－城市体系的发展特征与影响模式进行宏观比较分析，为理解当今世界港口与城市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全球视野的概念框架。陈月英（2012）分析了世界海运经济地理的现状特征，认为世界海运目前已构成以原油与成品油、三大干散货、集装箱货物为主体的运输体系，世界海运经济呈现“三足鼎立”的空间格局，并且世界海运经济系统的等级结构明显。彭莹等（2008）从世界煤炭供求对国际干散货海运市场的影响分析，表明在全球需求不断增长和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世界煤炭海运需求也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钢铁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和煤炭需求的强劲增长，为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奠定了坚实的需求基础。庾莉萍（2009）从世界贸易的角度对世界农作物（谷物为主）、燃料及矿产品和产成品航运市场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的自有运力与进口需求并不匹配，船队规模较小，原材料、能源运输过分依赖国外船队，已威胁到了我国能源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安全。何一鸣等（2013）从石油资源切入，将北极石油在全球市场的无障碍供给设定为虚拟背景，通过核算海运运营成本，基于区位理论勾画运输费用内减线，并利用反向成本比值法等途径分析了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石油进口地区在选择石油海运进口路线和各路线石油进口配比额度等方面的可能变化，并对北极石油规模开发后全球原油海运格局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了有效预期。

1．2．2．2　对于中国海洋运输的研究

国内关于中国海洋运输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从海洋运输的本身，主要研究中国海洋运输的空间格局、组织网络、国际竞争力、整体经济的发展对海洋运输的影响因素。王成金等（2006）在阐述国内外集装箱运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集装箱的空间组织模式——轴辐式网络。对中国港口的集装箱组织，从航线、航班、空间联系、地域系统4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述，认为不同港口形成了不同的主导组织区域。在从整体经济的发展对海运业的影响方面，马立强（2004）对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对国际海运业的影响进行研究，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拉动国际海运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国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以及全球制造业的调整转移，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航运市场发展的动力源泉。陈双喜等（2011）采用2001—2008年中国海运服务贸易各项数据，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回归因素分析模型分别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影响我国海运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轮承运比例、海运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开放度因素对我国海运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较为显著。在针对我国海运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方面，叶佳（2005）从航运生产要素、航运相关辅助产业、国内航运需求、航运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以及政府扶持5个方面入手，指出中国航运企业在船队结构、需求结构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然而其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相关产业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滞后发展已经阻碍了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万红先等（2007）提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运业国际竞争力的竞争策略：规模化经营，调整船队结构，提高航运企业综合技术水平，以及政府给予合理扶持和保护。

关于中国海洋运输的研究，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中国海洋运输安全，该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与国外的海洋安全合作，中国海洋运输安全体系评价与应对策略以及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和中国经济安全等方面。在中外海洋安全合作方面，史春林（2010）认为中美两国在海运安全领域有相同的利益诉求，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政治互信问题以及结构性矛盾制约了两国海上安全合作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美国不断加强对海上战略通道的争夺和控制对中国海运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中国海洋运输安全体系评价及应对策略方面，孙峻岩等（2005）从海上运输航线安全，运输船舶、港口设施安全，运力及承运份额安全，防污染安全，港口接卸能力，存储安全等方面提出构建中国石油海上运输安全体系。贾大山等（2006）对中国石油进口现状及进口来源地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石油运输通道安全现状、通道可替代性进行了评价，进一步从装船港、运输航线、运输船队、运输份额、港口接卸、港口与船舶保安等方面对海运通道安全现状进行了评价。张侠等（2007）通过对北极航线的海运经济潜力评估认为，利用北极航线，可以大大缩短上海以北港口到欧洲西部、北海、波罗的海等港口的航程，节约可观的国际贸易海运成本，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马六甲”困局。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展和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增加，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海上战略通道越来越关乎中国海外贸易与能源运输安全，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何剑彤等（2012）针对影响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诸多因素，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简称ISM）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推导出海上通道安全影响因素整体关联的5个层次结构图，得出影响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因素有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王历荣（2012）通过将海上通道与国家经济安全相结合，论述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来自国际海上通道的挑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探讨打造海上安全通道、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与建议。赵旭等（2013）提出风险因素与机制构建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能源的供给、需求与储备3个方面进行海上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机制功能设计，构建了涵盖外交拓展机制、港航管理机制、港航企业配合机制、海事安全机制和能源管理机制在内的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机制，并提出适合我国海上能源运输通道有效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