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很快就健全起来了。
除了怀柔会议上确定的首席顾问、顾问和主编、副主编外，会后接着又陆续确定了编写人员、审稿专家、资料人员，还从律师事务所请了两名法律顾问。
从组成人员中，可见其权威性和高水平，多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授和国家语委的领导以及研究人员。
因为大部分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后来《出版人》杂志记者胡晓群所写报道，题名就叫《李行健和他的“退休军团”》。这篇报道，特别指出：李行健和他的编写组，不要国家投入，自力更生，以文养文，滚动发展，终于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出版产业的新路。
编写组设在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一座不起眼的四层小楼内。这里原是语文出版社的印刷车间，后来改为仓库和简易办公室，编写组租用了几间，用作办公和住宿。
在编写组人员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看不见任何两件外形相同的办公用品。
原来那些沙发、写字台等办公用品都是其他单位或家庭淘汰后，他们搬过来用的。既然用的是人家淘汰的办公用品，也就很难有相同的。
由于房屋有限，编写人员的办公室，又同时兼作宿舍。使用的床更简陋，放上4个凳子，然后在上边搭上几块木板，也就成了床。凳子不齐，床脚不稳，就在床脚下边垫上几块砖……
本来，在启动之初，编写组可以申请一笔经费，但是因错过财政年度，无法补办。因此，只好临时向语文出版社借了50万元作为启动经费。后来因为遇上国家语委机构合并调整，经费的事也就被搁置下来，不了了之。1995年，李行健从语文出版社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也不想向国家要钱了，决定自力更生。想来这也是一件好事，使他们走出一条全新的路来。
在开始的时候，参加编写的人员基本上没有报酬，出差也只是住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招待所，不得不花的钱他们才花。
由于编写人员不断增多，有限的几间办公兼宿舍就不够用了。为此，编写组先后在天津和石家庄等地编写人员的单位或家里设立编写点。可是，这样分散，不便交流、探讨，影响工作。于是，李行健又找了在通州搞印刷企业的朋友金克文，在他那里借了几间房子。一些寺庙或敬老院因价钱低廉，经常成为他们召开会议的场所。在这些地方开会，一天住宿费超不过15元，能省一点费用就省一点费用。可以说，编写组是做到了省吃俭用。在当时一些单位开会住高级宾馆，大吃大喝，送纪念品，游山玩水风行之际，他们显然属于另类。
后来，经济稍稍好一些，可以集中租房子了，编写组便全部来到北京，来到了语委大院内的一幢小楼。人最多的时候有30多位专家住在这里，两人或3人一间，办公兼住宿。编写人员的生活也异常简单，他们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工作，甚至吃饭、走路都在思考自己手头的编写工作。
这是一座筒子楼，不知是什么年代修建的。楼道又黑又长。靠南第二间屋子被编写组租来住人、办公。正对门是公共厕所，因年久失修，下水道有时就被堵上，结果是水漫金山，污物泛起，首当其冲承受这气味的自然是对门这间。于是有人便给这屋子取了个雅号“文史（闻屎）馆”，俗中有雅，真实风趣。
一位外地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同志，到编写组后，同钮葆有很长时间就住在“文史馆”。初次住进这里，开门一看，也就十二三平方米大小，紧挨窗户有两个铺位，左边一个是4个高低不一的方凳垫上砖头瓦块，再搁上长短不齐的几块木板搭成的；右边是一个铁床架，只有3条腿，上搁一整块床板，靠墙的一角用一摞砖头支撑着。铺位这边有一张两屉桌，大约3尺长、1尺多宽，还有一张写字台，缺一个抽屉。除此之外就是两把陈年靠背椅了。这些东西，都是院里的人家当废品扔掉的，编写组的人又拾了进来。临窗向外望去，一米多远处是一排平房，平房上空是一排高大茂密的阔叶树冠，虽是艳阳凌空的正午，也难见几缕阳光透进窗来，屋子里也就成天靠灯光照明。
安置好行李，大家又搬来一个书橱和许多大本小本的书，便迅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自此，整个筒子楼里清晨亮灯最早的是“文史馆”，夜间熄灯最晚的也是“文史馆”，不论寒冬酷暑，也没有周末休闲。日子长了，也跟楼道两边的居民搭讪几句。当他们知道住在这里的是编词典的人，承担着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课题，要编写一部落实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词典，有人就说：“原以为承担国家项目的人该是住高档宾馆写字楼，喝茅台酒，吃山珍海味，没有想到你们竟是如此艰苦。”
钮葆告诉他：“我们编写工作是在一没有国家编制，二没有国家拨款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干起项目来的，条件自然艰苦些。”
那人满脸露出震惊的神色。
也有人说：“退休的人了，何苦要遭这份儿罪！”
编写组的人心想只要是自己热爱的事业，自然能从一分艰苦中找到十分的乐趣，正如勘探工作者从岩石和沙粒中寻找宝藏，植物学家从根茎和花叶中寻找珍稀的物种。从事辞书编写工作的人通过每一字、每一词的探究，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上获取新的发现，那份愉悦足以让人进入物我皆无、宠辱不惊的境界。尤其是能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语言规范化事业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引为终生的自豪。
张育泉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比较熟悉、注重，性格作风也格外认真心细。他到编写组后，李行健让他抄写一份文件，结果丝毫差错都没有出现，写出的简化字也都是规范的，没有任何繁简杂陈的现象，标点格式等一丝不苟，都很正确。他参加编写工作，发挥着自己的这些特长。季恒铨幽默风趣，称他为“张规范”。随后，一些同事也这么叫，赵丕杰也这么说。他自然知道，大家这是夸张、玩笑、友好，绝无讽刺之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没大理会，甚至对这个绰号，倒觉得有几分得意。
不过几年工作下来，这几分得意逐渐消失了，倒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有几分愧疚，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不配称为规范。通过参加异形词整理工作，发现自己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等规范文件，熟悉的程度远不够用，还缺乏深入研究。自己的古汉语的基础知识不足，知识面还不广，不能胜任对词语意义的全面、深入解析以及溯源工作。而且工作起来，踏实细致的程度还不够。这些都影响工作质量。于是他想，编写的词典名称中有“规范”一词，这是严肃的事，不应当拿来当绰号。即使作为绰号，“规范”是个雅号，真正的博雅人士，才当之无愧。以自己的水平，绝对担当不起，便劝说同事们不要那样叫。说了几次不管用，后来他就抄给季恒铨、赵丕杰打油诗一首：
“佳号”送人可不妙，影响“大规”怎得了？
目前正在查黑哨，季赵二公难脱逃。
“佳号”，指规范；“大规”，指《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打油诗倒有效果，季、赵二人不再说了，慢慢大家也不再叫了。张育泉很高兴，觉得心中安稳多了。
吴穹是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他参加编写工作，深切地体会到，这里的编写组可算是学术界的一块净土。这里的老专家、老学者、老教授们学识渊博，人格高尚，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虽然睡的是用捡来的4把破椅子支起来的烂床板，坐的是破椅子，用的是破桌子，办公、休息在语文出版社老排字车间隔成的小房子里，而且在这10多平方米的陋室里，常常是两三个人挤在一起，可是他们不以为苦，反倒觉得乐在其中。他们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常常为一个字“拈断数根须”。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常常到深夜才休息，可他们不觉累，干得愉快，累得开心。他们诲人不倦，乐为人师，对他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甚至是手把手地教他。李行健、季恒铨，更是对他关爱有加，工作上耐心指点，生活上关怀备至，既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兄长。编写组是个团结的集体，是个温馨的大家庭，这里有友情，也有亲情。这里的环境宽松，来去自由，在这里工作心情舒畅；这里的人可亲可敬，让他十分眷恋。他在这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水平，学会了做人，净化了灵魂。他年近七旬却在这里找到了感觉，可惜夕阳正西下，机会来得太晚了。然而，能有这么一个机会，遇到这么多良师益友，也算不枉此生了，还想再干它十年八年。直到他离开编写组多年后，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贾培诚从1953年起，即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黎锦熙辅导。到了1960年，黎锦熙要介绍他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因工作关系，没有成行。于是，黎锦熙便把一项研究课题交给了他，编写一本体裁全新的《结构词典》。黎先生说：“所谓《结构词典》不过是从语法部门的‘构词法’出发，编成一种更精确、更适用、更便于教学的普通词典而已。”并鼓励他在词典编纂工作中放个异彩。
到了1978年，黎锦熙临终还叮嘱贾培诚：“一定要把《结构词典》编好！”
为了编好这部《结构词典》，贾培诚艰苦奋斗了32年，终于出版，由他主编，310万字，改名为《实用汉语词典》。
就在这时，贾培诚收到了李行健的来信，约他到北京参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通过这次编写词典，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贾培诚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从1960年开始，业余编写词典。来到编写组，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感到温暖。因为他的生活规律与别人不一样，为了照顾他，给他安排一个单人房间，李行健从自己家里搬来一个书柜。每到开饭的时候，人们都到他的房间和对门赵丕杰的房间吃饭，李行健就坐在他旁边。大家一边吃着，一边看着电视上的新闻节目，时而还三言两语地交换着意见，俨然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这既是贾培诚的切身感觉，也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的真实写照。他写的回忆文章说，他在编写组是在读词典学研究生，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个大家庭中还有许多成员，如柴世森、张博、刘铁岩、步梅新等大量的同志先后参与工作。
大家一起艰苦愉快地生活着。
大家一起奋发昂扬地工作着。
词典编写组在北京凤凰岭召开工作会议合影。一排右起：程荣、步梅新、郑宝倩、陈松岑、曹聪孙、胡明扬、曹先擢、李行健、赵丕杰；二排右起：沈建华、应雨田、张博、宋仲鑫；二排左起：季恒铨、杨东、柴世森、张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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