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流入净转移的预测

3.3　对人口流入净转移的预测

在欧盟各成员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中，最重要的体制可以这样进行分类，即一方面，从狭义上讲是为了针对特定的生存风险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为没有自我收入来源的人单方面地提供一定的收入，或者确切地说，为这些人的最低限度消费提供担保。这里就围绕社会资助体制作具体陈述。在第一种类型的社会保障体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

——老年退休基金;

——医疗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制度。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制度是通过对社会保障体制缴费而不是通过国家税收收入来筹集资金的。另外，每种基金的要求权水平的高低(die H9he des Anspruchsniveaus)根据惯例，受到先前所缴纳的保险费的约束。然而，所有这些制度并不是按风险比例(risikoproportional)进行计算的。例如，在德国，对公共GKV的缴费是按照就业收入进行计算的。只要对来自GKV基金的福利金收入的定义不准确，而且这些福利金收入同个人的缴费金额不相关的话，那么，在德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中就存在着一次明显的收入再分配。在这里，收入从拥有高就业收入的个人重新分配到拥有低就业收入的个人身上。

这个原则在德国的失业保险中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所缴纳的保险费，而且相关的福利金都受到投保人就业收入金额的约束。但这并不再一次意味着，德国的失业保险把某种以风险为导向的计算作为依据，因而根本就没有任何收入再分配发生。存在着一系列可以实行收入再分配的渠道，因此，对净效应——如果确实带来了净效应的话——进行验证并且进行估算只不过会有些困难。老年退休金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不仅所缴纳的保险费，而且要求权金额的多少都与以前的就业收入直接挂钩。另一方面，再一次存在着众多的再分配渠道，于是，净效应尤其不明显。因此，在这3种保障体制中，只有GKV才拥有某种清晰的可以验证的收入再分配要素。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在德国的移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社会资助和转移支付制度中的再分配机制中获利或者另外增加了负担。第一个对移民迁入给德国国家财政所施加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是Miegel(1984)。Miegel借助于有关失业、医疗、收入以及其他领域的宏观数据，得出了如下结论:总的来说，外国人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负担。尽管追加负担的数量无法被推算出来。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其他通过税收收入来融资的转移支付制度被认为因移民迁入而变成了同追加性负担有因果关系的制度(参见:Miegel，1984，第158页及以后)。Wehrmann(1989)也用他所选择的宏观经济数据作了相同的估计，而且从原则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在这个体制的不同分支中，外国人所拥有的成员资格(die Mitgliedschaft der Ausl－nder)不仅在当前时点上，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引起所缴纳的保险费和福利金支付之间的巨额赤字(immense Beitrags-Leistungens-Defizite)”(Wehrmann，1989，第343页)。此外，目前惟一地使外国人处于净付款者地位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养老金保险。在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中，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外国人就已经从净支付者(Nettozahler)变成了净接受者(Nettoempf－nger)。Wehrmann算出，由于外国就业者的缘故，20世纪90年代GKV每年的赤字由200万马克增加到400万马克。这个结果也通过德国联邦政府经济部科学咨询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bei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1974年5月的如下陈述得到了确认:“尽管外国劳动力同德国公民一样从其收入中纳税，并且为其他旨在为公共品和福利金融资的公共支出筹集资金，但是，从现在起他们对财政收入所做的贡献不再超过他们所引起的支出，而是持续地落在后面。”(转引自Wehrmann，1989，第261页)

与之相反，Barabas等人(1992)、Loeffelholz和Kopp(1998)也开展了他们的研究，他们在计算中也考虑了移民迁入对财政的间接效应，而且他们发现，从总体上看，移民的迁入给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Barabas等人补充道，在1988年至1991年的被考察期间内，移民迁入德国对于国家财政、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工市场毫无例外地产生了正面的影响。Loeffelholz和Kopp预测，外国人口对财政资金带来的正效应每年达到2 500万～3 500万马克之间。从这个金额来看，外国人所缴纳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再加上对社会资助的缴费超过了他们对国家福利金的要求。^[10]

Sinn等人(2001)预测，从中东欧国家迁往德国的移民至少在他们移民后的第一个25年内将获得一笔净转移支付收入(Einkommensnettotransfer)。在移民后的第一个10年内，他们将每年从医疗保险基金中领取598欧元，在随后的15年内，每年平均领取43欧元。但有趣的是，Sinn等人预期，在居住了大约25年之后，由迁入的移民每年以49欧元的金额逆向地向移民迁入国即德国净转移。这一算法的依据是，大多数移民在德国居留的最初几年中所挣得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但后来会赶上并达到平均水平。

这一预测是否反映了现实，未来自然会作证。就这一预测所涉及的预兆而言，该预测毕竟还是可信的。一方面，养老金保险和监护保险首先将从移民迁入中获利。另一方面，根据在这方面现有的管制规则，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迁徙障碍，这些障碍是由于没有对补充性养老金制度(即自愿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由劳资双方在工资率协议中约定的养老金制度)的要求权进行充分协调而产生的。^[11]同样可信的是，失业保险也可以一次性地获利，因为只有当这些迁徙者在迁入德国的过程中开始工作之后才能同失业保障制度融为一体。随着在德国居留时间的延长，失业的可能性——至少在目前通行的规则之下——变大，因此，会发生向移民提供一次净转移支付的情况。对于法定的医疗保险来说，根据预测，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一次直接向移民提供的净转移支付。

关于社会资助制度，当然，在没有相应的预防措施的前提下，在相当大的领域内恐怕只能指望净转移支付了。在德国福利制度中的福利金平均金额超过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工资这一点为给定的前提下，存在着一种强大的移民激励。这并不会使Sinn等人的预测让人感到惊讶，他们的预测是，在社会资助福利金通过税收收入来融资的情况下，会产生某种超越所有阶段的、对中东欧国家移民提供的净转移支付(见表6)。然而，应当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个人作为社会资助制度中福利金的接受者，在欧盟内部实施自由迁徙的情况下，事实上同样受到限制，而且在欧盟内部实施自由迁徙的情况下，同样必须接受经过调整的、在对所有欧盟公民削减福利金时实行同等对待的规定。因为只有那些在迁徙期间支配自有收入的人才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迁徙，此外，只有当这些人作为移民迁入而失去了其获得自有收入的可能性之后，他们才能成为社会资助的接受者。

表6　德国向来自中东欧国家潜在移民的年转移支付净额

资料来源:Sinn等(2001，第227页)。

基年为1997年;金额以欧元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