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琛与瑞安曲社

周国琛与瑞安曲社

周国琛（生卒年不详，民国初犹在世），字莲仙，别号四柏丈人。道光丙午（1846）恩贡，曾任州司马。知音律，善画山水人物，尤长美人画。著有《尺研楼杂存》、《昆谱》若干卷。民国《瑞安县志稿》有传。

从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温州戏剧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振兴期。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为民间地方戏曲班社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的环境。宣统初年，由温州城区一些戏曲爱好者自行集资建立的第一个京剧（当时称为新剧）科班“尚武台”，经过三年的学习后正式开台演出，涌现出一批年轻而色艺俱佳的优秀演员。同年，一个演出阵容强大、堪与浙南老牌昆班“同福”、“品玉”相抗衡的昆剧班社“祝共和”诞生。民国四年（1915），由瑞安陈芷霖（陈五）牵头组成的“琴娱社”科班又培养出新一代的地方戏曲演员。此外，“天声”（京班）、“新益奇”（乱弹班）、“胜阳春”（和调班）、“大高升”（京班）等班社或重整旗鼓，或脱颖而出，形成花雅竞放、俊彩纷呈、各擅风流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由上海演艺界闻人程天知、经营三等创办的早期话剧（当时称为文明戏）团体“民鸣社”到温州演出，拉开了温州话剧活动的序幕。民国四年（1915），由温州人自己组织专演文明戏的戏剧团体“新教育剧社”成立，连续上演了《情天恨海》、《老五殉情记》、《潘烈士投海》等一大批具有启蒙意义的新剧目，对温州的现代戏剧运动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这段时间内，不但地方戏曲班社蓬勃发展，也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曲社，谓之“弹词班”。弹词班有大班与小班之分，大班为男班，小班为女班，女班又称“档子班”。方鼎锐《温州竹枝词》[1]云：“弦管朝朝那得闲，歌声人语总绵蛮。当筵不爱西昆曲，更唤滩簧档子班。”徐珂《清稗类钞》：“女伶之外，有所谓档子班者，名小班，始于嘉、道间，所歌之曲书于扇，且仅演剧而不宥酒。”实际上，女班应酬最多的还是堂会，所唱以昆曲、时调、滩簧为主。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地都有这种营业性的班社。

据民国十四年（1925）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员陈一萍《永嘉县境内杂艺调查》记载：“弹词班每班约六七人，主唱者坐在上首奏三弦，伴奏乐器有胡琴、琵琶、笛、月琴等。班有‘词（时）调弹词’和‘昆腔弹词’两种，每夜应工价在国币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词（时）调班’的曲目有《赏农》、《和番》、《醉归》等；‘昆腔班’有《刀会》，《拷婢》、《折柳》、《偷诗》等……雇唱的大都是喜庆人家。”另据有关资料，民间弹词班有五品和七品两种形式，五品每人操持一样乐器兼唱生、旦、净、丑、末。七品的乐器为三弦、正吹（兼萧、笛、抱月）、鼓板、二胡、四胡、秦琴，五品则去四胡。(www.guayunfan.com)弹词的演唱方式为坐唱，厅堂内直排并放两张八仙桌，上端坐三弦，左侧坐正吹、二胡，右侧坐抱月、四胡、秦琴。桌面前方悬挂桌帔，上绣有班名。坐椅上挂有椅披，桌面四角摆有角灯，中间放四盘茶点，供演唱人员品尝。演唱时，先奏几首熟悉的曲牌，后唱小段，最后唱正本，唱唱停停，自在洒脱。

《昆谱》残篇封面

文人雅士以唱曲自娱，可以追溯到明朝弘治年间，始作俑者是瑞安著名画家任道逊[2]。据《瑞安县志》本传，任道逊致仕后在家乡与同邑通判吴祚、寺副蔡鼎等人组织“清乐会”，“唱和吟咏，无间晨夕”。在民间曲社的推动下，一向颇为保守的文士们终于耐不住寂寞。约在咸丰末或同治初，瑞安首先出现一个以官僚、士绅、文人为主体的昆曲清唱团体，初名“清音社”，后改名“群乐社”。这个团体的带头人是对昆曲素有研究的周国琛，先后参加者有王岳嵩[3]、李瘦梅[4]、池志澂[5]、洪炳文、项崧[6]、项寿侠、钟芷甫、池朝和、胡崧甫等人。所唱多为昆曲，包括剧曲和散曲，间有少量时调。社员大抵通晓音律，洪炳文、李瘦梅等还依据曲牌倚声度曲，自行创作节目，洪炳文所作《四时乐》乐府即专供社员演唱。他们虽未进行营业性演出，民间仍把“清音社”称为“弹词班”。

据说周国琛所居的宅院内有四棵柏树，周国琛体形高大，故自号“四柏丈人”。他为人狂放不羁，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尤擅长仕女画，但最拿手也最爱好的还是唱曲。在“清音社”中他是为首者，又是长者，多半情况下都由他领板或司笛。为了使新加入者有谱可依，他编了《昆谱》若干卷，可惜此书已佚，只民国《瑞安县志稿》收录了他的一篇序言[7]，内容如下：

人问：“莲仙近日作何消遣？”答曰：“唱曲。”问：“唱有时乎？”曰：“坐也唱，立也唱，睡也唱。”问：“所唱何曲？”曰：“学生时唱生曲；学旦时唱旦曲；学净丑时唱净丑曲。”“然则先生将为生乎？为旦乎？抑为净丑乎？”答曰：“天赋我以五官皆备之躯，而又宠我以四民最贵之业，记自束发受书，冠儒冠，服儒服，青灯黄卷，数十年于兹矣。夫孰谓我匪生也者？燕居言笑不苟，守身如玉，庸得谓之非旦乎哉？然而见不平则发俄上冲，叹时命则常怒裂，豪情侠气，激越万端，是又净身分也。然而俗客至门，倏而挝床谩骂；贵人在座，有戟指揶揄，浪气嘻声，颠倒一世，是又丑脚色也。知我者以我为生为旦，我固生旦也；不知我者以我为净为丑，我亦净丑也。

大造之生此芸芸也，使只有生旦而绝无净丑，则不成为大造。我犹大造，所造之人使我亦第能为生为旦而不偶为净为丑，则我之力量不及大造远矣！且我自以为生为旦，而人窃疑我为净为丑，可奈何？我始念亦悉必为生为旦，而吾晚节不觉为净为丑，可奈何？且我现世真已为生为旦，而吾来世转身不免为净为丑，又将奈何？况我终不得置订此身者超然独处于亡何[8]有之乡，则自少而壮、而老，无日不有此若生若旦若净若丑者？与接与构，亦无往不有此若生若旦若净若丑者？系我为眷属、为友生，我不恤随其人之为生为旦为净为丑，化百千万亿之声口以应之，又何恤幻为百千万亿之声口以肖之？既为百千万亿之声口以肖之，而吾之究竟是生是旦是净是丑，我且不揆位置之应居何等也。”语竟，其人谢不敏，曰：“是唯先生有此消遣法。”适是册成，即书以为序。

清末民初，瑞安弹词班又不断充实新人，后进者如李逸苓[9]、洪幼园[10]、陈鲁夫及其子陈小鲁、薛钟斗、许达初、周国琛之子周小莲、郑闳达、张组成[11]等。入民国后，昆曲知音渐稀，弹词班日渐衰落。民国六年（1917），瑞安成立以唱京剧为主的“琴娱社”。在薛钟斗、洪幼园、郑闳达等人的极力提倡下，瑞安弹词班便蜕变为专唱京剧的票房了。

弹词班

在瑞安“清音社”的影响下，永嘉县城也出现由文人组织的“蕙风曲社”，主要成员有李瘦梅、王小木（贡生）、品山（又名克书，秀才）、兰亭（生员）、阿永（军府公差）等人。其中有名“男娒”者（亡其真名），擅唱旦角，所唱《荆钗记·拷婢》一折尤为人所称道。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先后又有名医李薏园、袁九峰、徐堇侯、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印心等人参加，并聘请瑞安许达初为导师，所唱以昆曲为主。终因曲高和寡，知音寥寥，而未能代代相传。民间以营利为目的之弹词班则因生存困难，有的演变为专为红白喜事服务的吹打班。

温州市文工团演员黄莲香演唱弹词

由于温州弹词演唱形式过于铺张、沉闷和古板，演唱内容又深奥晦涩，1939年后即日趋没落。其常唱曲目，据1963年五位老先生回忆，仅保留《单刀赴会》、《太白醉酒》、《李亚仙刺目》等，时调滩簧曲目《断桥》、《旅店》、《隔溪秋水》（又名《思秋》、《思凡》、《尼姑梦》）、《温州景》、《昭君和番》等。

1957年，温州首届戏曲汇演期间，来自玉环县的弹词班曾应邀参加演出，但已成强弩之末，反映平平。1963年7月，为抢救濒临灭绝的弹词，温州市文化局牵头，由叶大兵、周咏然、李晓东、吴锦明、陈鸣锵等组成“温州弹词继承小组”，并从市文工团调来卢兰生、程兴弟、从事作曲，同时从社会上招收黄莲香、陈旭萍、林小玲等演员，开始对曲目进行整理，主要是对旧的演唱形式进行改革，突出主唱，增强舞台动感，在乐器中增加横笛、琵琶，去除秦琴，使音乐表现力趋于活泼明快。与此同时，还创作了《瓯江口瓮中捉鳖》、《夜闯龙潭》、《沁园春·雪》等新弹词。“温州弹词继承小组”曾两次去杭州汇报演出，受到浙江省省长周建人、副省长冯白驹等领导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重视，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也慰勉有加。十年动乱，温州弹词抢救工作被迫中止。1978年温州市重建弹词组，由于师资缺乏和演出不景气，不久再度湮没。

[1]　方鼎锐，字子颖，江苏仪征人，清同治间任瓯海道观察（道员）。《温州竹枝词》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温州石印本。

[2]　任道逊，字克诚，晚号坦然居士，又号八一道人，瑞安人。明成化间居国子监，累官至太常寺卿，书画冠绝一时，尤善画梅。《瑞安县志》有传。

[3]　王岳崧，字草高，号啸牧，瑞安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安徽霍丘知县。

[4]　李漱梅，一作瘦梅，原名炳光，瑞安县人，咸丰二十八年（1878）举人，曾任兵马司指挥。

[5]　池志澂，字云山，瑞安人，晚号卧庐，诸生，善书法。

[6]　项崧，一名芳兰，字申浦，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二十年（1894）进士，曾主办瑞安普通中学，民初购置小火轮通永嘉，著有《午堤集》。

[7]　见《瑞安县志·诗文征》卷三《内编》三。

[8]　亡何，此处意为无可奈何，后“有”为衍字。

[9]　李籥，字逸苓，瑞安人。毕业于杭州师范学堂，曾任温州十中教师。

[10]　洪幼园，名锦龙，洪炳文长子，有诗名。

[11]　张组成，字醒同，瑞安县汀田人，张之侄。曾任乡长、小学校长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