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南北利益的保护主义发展学说

辩护者学派捉襟见肘的尴尬境遇与它的“不合时宜”是分不开的。他们所宣扬的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一味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适用于幼稚产业刚刚兴起、尚未取得世界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年轻美国，但却为它的对立面，一个独具特色的美国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根据赫德森的看法，美国南部主张的自由贸易重农思想和北部保护国内工业的高关税要求，这一对矛盾综合起来，就是一套新的经济学，不妨称之为“美国学派”。

1814年2月英美《根特条约》签订后，美国北方的本土企业除了家庭作坊外，几乎全部被进口的英国商品击垮，英美之间的军事冲突让位于商业竞争，关税争议上升为全国性话题。因而几乎在学院派诞生的同时，一支针锋相对的反对抽象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队伍也出现了，这就是以费城的马修·凯里为首的中大西洋地区^[27]保护主义派（也被称作第一代宾夕法尼亚保护主义者）。1820年，凯里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新橄榄枝》。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了美国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提出协调并联合南方和北方的利益。这就为今后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发展定下了基调，即折中处理的原则——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关税保护政策，而在国内市场中采取自由放任政策。

中大西洋地区保护主义派的活动主要依托以凯里为主的费城民族工业促进会（Philadelphia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ndustry）^[28]开展，成员基本游离于大学之外，由新闻工作者、商人和辉格党的追随者组成。该协会不知疲倦地宣讲保护性关税的工业化主张和汉密尔顿的“国内市场说”，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出版物。由于他们力主美国本土工业化、倡导在贸易上与英国这样工业更为先进的国家隔离开来，因此也被称作“闭关锁国派”（Chinese Wall）。

在经济理论上，早期保护主义者的主张由于被视为特殊利益的政治游说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未得到学术重视；而在政坛上，恰似命运捉弄，仅有的两位保护主义的辉格党总统——哈里森和泰勒——在任期内双双去世，他们的经济主张被二位亲民主党的继任副总统所篡改，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辉格党衰败并被共和党所取代之后，保护主义一度只有挂靠在奴隶问题上才得以勉强进入政务。^[29]直到1860年选举时民主党内部分裂成两个对立派别，南方与东北部学院派的牢固结盟被攻破后，中大西洋地区的保护主义才获得了突破性发展的契机。^[30]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14年《根特条约》的签订到1861年南北战争，在跨越两代人的众多美国保护主义者中只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亨利·凯里获得了一些重视，其他诸多人物大多湮没了——没有人把他们的经济主张与一种美国独创的、不同于旧大陆的新文明联系起来。^[31]

李斯特代表了第一代保护主义者的最高水平。他于1827年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通过对“事实”和“经验”的强调，如自由贸易对美国所造成的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来回击英国的自由贸易学说。他主张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经济，“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美国的国民经济学完全不同于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它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原料和产业满足自己的需求；是向没有人烟的国度殖民；是为了依靠资本和技能而吸引外国人；是为了保障一国独立和长期发展而提升国力和防卫手段”^[32]。李斯特嘲笑英国古典经济学具有“经院哲学”的倾向，批判它的自由放任学说的抽象性，拒绝它的演绎的、先验的方法，通过“常识”和“归纳”将对保护主义的分析建立在生产力学说的基础上。尽管以李斯特为代表的第一代保护主义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例”和“经验”上，没有发展出重要的经济理论，但他们为保护主义研究确立了“归纳性制度主义”的研究方向，为美国学派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

第二代保护主义者以亨利·凯里（马修·凯里的儿子）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48）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该书中，凯里系统论证了贸易保护的两大好处：一是使一国经济免遭外国摧残，自由全面发展；二是有助于提高工资。凯里还提出一种朴素的、与收益相关联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即生产费用不是价值的标准，价值是由再生产费用决定的，是由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组成的，从而论证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阶级利益的和谐一致性。在随后出版的《农工商利益一致论》（1851）一书中，他研究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分配规律，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继续论证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没有对抗、地主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和谐。在三卷本《社会科学原理》（1858—1859）中，他用无限乐观的笔调描绘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演进：他否认李嘉图有关农业报酬递减的理论，提出通过合理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土地活力；工厂和农场应该“比邻而居”，城镇和乡村之间需要创造出一种地方化经济的平衡，由此工业和农业的利益可以实现和谐共同发展。凯里的经济思想后来由罗伯特·埃利斯·汤普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和宣传。^[33]

第二代保护主义者发展了第一代保护主义者所归纳的“特例”和“经验”，形成了一套社会基础广泛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学说。如马克思的评价，在那个时代，“凯里及其拥护者……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信念：他们在维护‘人数最多的、最受苦的阶级’，他们在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34]。尽管美国主流经济学不愿承认保护主义的经济理论，但早期学院派和后期辩护者学派对19世纪美国经济现实的无能为力，最终让保护主义者赢得了“美国学派”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