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荷兰谈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崛起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每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大问题，大概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譬如中国的雾霾，这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西方的一些大企业家对我说，解决中国的雾霾可能需要好几万亿美元，这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他们的这个看法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很相近。危机是由危和机两个字组成，危机当中有机遇。我希望荷兰的工程师们能抓住机遇，同中国进行合作。

2014年中，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主席马丁·范·佩尔尼斯(Martin van Pernis)给我写信，邀请我出席2014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皇家工程师协会年会，并对年会发表有关中国崛起的讲话。我1995年离开荷兰后，尽管后来在欧洲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没有机会重返荷兰。这一次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邀请我去，我心里是愿意的，重返荷兰也勾起我很多回忆。

1994年夏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准备派我去荷兰任大使，已经向荷兰政府提名，等待对方的回复。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外交官，不想当大使的外交官大概不是好的外交官。因为一个人总应当有追求，如果你追求的目标比较高，那一定会付出更大的努力。然而我们这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批判个人主义，批判成名成家的思想”，自己是不敢有什么奢望的。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做“驯服工具”，“当好螺丝钉”。现在要当大使了，对于搞外交的人来说确实是件大事。

1989年至1990年我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欧共体使团和比利时王国使馆工作的时候，曾经去荷兰出过差，对这个国家有一点粗浅的了解。现在要去那里出任大使，当然就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荷兰国家虽小，只有4.1万平方公里，但历史上曾经辉煌过，17世纪就是“荷兰世纪”。在人类文明史上，荷兰占了“四个第一”: 1581年，荷兰北部七个省成立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和第一家现代银行。

一提到荷兰，人们就想到风磨，风磨成了荷兰的标志。我原来以为风磨的作用主要是磨粮食，其实在荷兰，风磨最主要的功能是排水。荷兰有四分之一的领土在海平面之下，荷兰人自己说:“别人有钱挥霍，我们有钱往水里扔。”这是千真万确的。荷兰人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修了很多堤坝。堤坝修了之后，要把积水抽出去，这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荷兰人很聪明，造了风磨，利用风能来完成这项工作。在风磨的鼎盛时期，荷兰全境有9000座风磨。

荷兰与英国一样是王国，但荷兰的王室与英国不大一样。英国王室的成员很讲排场，还不时传出一些丑闻。荷兰王室比较平民化，突出宣传女王和王储，其他王室成员保持低调，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丑闻。荷兰女王比较亲民，甚至自己提个包到超市去买东西。荷兰王室的上述表现也绝非偶然，因为荷兰是先有共和国，后来到了1815年才成立王国。

去荷兰出任大使是我第一次做大使。什么事情第一次做，总是有些忐忑不安、如履薄冰。所以我在赴任之前拜访了一些老大使，向他们请教。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并提了很好的建议。有一位老大使对我感慨地说:“大使的头衔听起来很好听，特命全权大使，实际上大使没有什么权力，应当改为‘特命无权大使’。”这番话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心里想，我到荷兰要去体验一下大使究竟是有权还是无权。

我于1994年9月到1995年12月担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除去回国休假和陪同荷兰首相科克访华，实际上我在荷兰的时间只有一年。但这一年是学习的一年、思考的一年、紧张工作的一年。在工作实践中我一直在想大使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我在离开荷兰时，向外交部写的离任报告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我认为大使的工作主要是三条:调研、沟通、建议。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一环扣一环的。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可以检查自己的调研是否符合实际，是否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正。在调研和沟通的基础上，才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调研是指大使要研究驻在国的长处和短处，中国的需要以及双方在哪些领域可以开展合作。当然还要研究国际形势，因为中国与驻在国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国际关系的变化当然会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钱其琛副总理曾经说过:“调研是外交工作的基础。”这话很有道理。一个外交官如果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当不好外交官，大使更是如此。

沟通是指大使向驻在国介绍中国，特别是介绍中国发展的状况，以及在哪些领域与驻在国存在合作的潜力;向中国介绍驻在国，介绍其长处和短处。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沟通对大使来说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是发表公众演说。长期的外交生涯使我认识到公众演说的重要性。你把外国人请到使馆，向他们介绍中国，这固然是一种沟通。但毕竟你能请的人是有限的，发表公众演说，听众就多了。再借助媒体，影响就会扩散。

我赴荷兰上任之前是外交部发言人，有一定的知名度。到了荷兰之后，很多地方邀请我去发表演说，我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因为这样就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现状，促进中国与驻在国合作的发展。

演说的效果如何当然可以听取听众的直接反应，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要看两条:一是认真观察现场的听众。看他们的眼神是专注的、赞许的，还是相反。二是看今后的邀请多不多。一场成功的公众演说往往会引来更多的邀请。如果你讲完话之后，没有什么新的邀请，那可能说明你讲话并不成功。

我在荷兰一年，大概发表了40多次演说。听众多的几百人、上千人，少的几十人。层次最高的是1995年11月9日我应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裁的邀请，对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机长晚餐”(Skipper Dinner)俱乐部发表有关中国的主旨演说。“机长晚餐”是荷兰上流社会的俱乐部，总共有400名会员，其中包括大企业家、政界人士、社会名流。出席这天晚餐的有80多人，其中有贝娅特丽克丝女王的父亲——贝尔纳德亲王、前首相德勇、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和各大公司的头头、著名学者等。

“机长晚餐”每年一次，每次都有一个主题，请嘉宾围绕主题发表主旨演说。晚餐的私密性很强，为了深入交流，晚餐不请记者参加，对外不报道。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裁告诉我，在筹备1995年的“机长晚餐”时，有两个选择:一是邀请美国前任副总统、时任美驻日本大使蒙代尔;二是邀请我去讲话。不知什么原因，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最后决定邀请我去讲。

我以“中国的崛起与中荷关系”为题发表了半小时的讲话。我没有讲稿，但事先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讲话后，听众问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诸如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不会乱，中国是否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中国的人权状况等。对上述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总裁会后告诉我，大家对讲话的反应很好，认为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现状和今后的走向。女王的父亲贝尔纳德亲王还主动与我接触，对我即将离任表示惋惜，但希望我在离任前去拜访他一次，我欣然同意了。贝尔纳德亲王在荷兰威望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了荷兰，他和女王朱利娅娜坚决反对，不屈不挠，离开了荷兰，流亡海外。他一般不见外国使节，这次主动提出要见我是相当特殊的。

1995年12月7日下午，我专程去会贝尔纳德亲王的驻地拜会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很投机。亲王告诉我，1994年11月他因患癌症动了手术。不幸手术后感染了肺炎，休克了6周，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场大病使他对人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看到春天的鲜花、秋天的红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懂得了要珍惜这样的时光。亲王说，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价值观强加于人，要别人接受。他不赞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朱利娅娜女王流亡加拿大时，在一次晚宴上结识了一位姓孔的华人。孔先生告诉他，他是孔夫子的后代，而且有家谱可查。他听后，十分感慨，这样的事情欧洲没有，美国更没有。美国、欧洲的历史比中国短多了。欧美人很少知道中国曾经有四大发明。他们不应该觉得现在自己发达了就瞧不起中国。最后，他还主动提出要与我合影，并要求我把照片寄给他。

这次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邀请我去讲话，大概与我当年在荷兰公众演说较多，给人们留下一点印象有关。

建议是指大使向中外双方所提出的建议。大使是国家元首的代表，来到驻在国，对方也很重视。处在这样一个地位，你提出什么看法和建议，不论驻在国也好，还是中国政府也好，都会认真考虑。我慢慢琢磨出来，大使最大的权力就是建议权，这个权可不是一个小权，用得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想举两个例子，一是建议荷兰首相访华，二是建议中国政府同意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飞中国，来说明建议权的重要。

1994年9月我在离开北京前，政府给了我明确的指示，希望推动荷兰首相访问中国。我到任后就向荷兰外交部提出希望拜会荷兰现任首相科克。我被告知，首相工作太忙，不接受到任大使的拜会。怎么办呢?那我就先从外围做起，从荷兰的企业界、政府大臣、政界人士和华人华侨社团领袖做起。我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介绍了中荷关系的现状，强调中荷关系正面临着一个大的发展机遇。要抓住这个机遇，荷兰首相访华是一项重要的措施。

1994年，中国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生气勃勃，发展的势头很好。荷兰的企业界很敏感，看到了这种势头。特别是大公司的头头，认为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商机。我提出希望科克首相访华，他们很支持。这些荷兰企业界的大佬都是能通天的，他们能跟首相说得上话。主管经济的大臣们对推动科克首相访华也很积极。荷兰政界人士多数支持科克首相访华，少数人有保留。华侨华人社团领袖非常支持科克首相访华。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我估计我发出的信息应该传到科克首相那里去了，直接提出这项邀请的机会正在到来。

1995年11月8日，荷兰最大的银行举行招待会，首相科克出席。这次招待会我去得比较早，注意观察科克首相到了没有。荷兰首相对于大银行、大公司特别重视，那天科克到得也很早，在同一些荷兰人交流。我就走过去，向首相致意并自我介绍。科克首相倒也很干脆，说:“我也认出来了，你就是中国新任驻荷兰大使。我知道你到任之后很活跃，工作很出色。”首相这番讲话使我立即感到向他发出访华邀请的时机到了。我向他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我对中荷关系的看法后说道:“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荷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首相或总理都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首相阁下，您迄今为止还没有去。我相信如果您明年去访问，将会对中荷两国经贸合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第一次和科克首相接触，没想到他回答得非常干脆:“我愿意去中国访问，我们已经落后了，必须迎头赶上。”我随即问他:“什么时候去?明年上半年可以吗?”他回答说:“可以，请你与我的外事顾问联系。”首相的外事活动一般由他的外事顾问来安排。科克首相的回答表明，他已决定1995年上半年访华，现在要做的就是与其外事顾问联系，确定访华时间。

第一次与荷兰首相接触，觉得他是一个十分爽快的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95年6月，荷兰首相科克访问中国，我专程回国接待他。科克首相和他的几位主要内阁成员是乘班机而不是专机来中国的。后来首相的外事顾问告诉我，荷兰全国只有一架专机，这架专机被女王用了，所以首相只能乘班机去中国。我去机场接科克首相一行，很有感触。荷兰是一个富国，1995年荷兰的GDP总量为4448亿美元，人均2.87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为7320亿美元，人均仅为610美元。荷兰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7倍。荷兰人富了，但不奢华，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科克之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那次访华从北京到广州看到各地的发展，给他印象十分深刻。科克首相访华时还带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1995年6月19日晚，科克首相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和荷兰企业家代表团举行联席会议，总结访华成果。科克首相专门邀请我出席总结会议，听听我的看法。

此前，我到了荷兰之后，与政府的高官、政党的领袖、大企业的头头接触很多，发现他们发展对华关系的兴趣在上升。但是他们也有埋怨，那就是中国不允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飞机飞中国。1981年，荷兰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向台湾地区出售了两艘潜艇。中国方面非常愤怒，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同时也长期不允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飞机飞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放，与外界的接触还很少，旅客流量很小，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不飞中国，对公司没有多大损失。但是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对外合作的展开，中国与世界的来往大大增多。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非常希望飞中国，但中国政府一直不同意。我与使馆党委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觉得荷兰向台湾地区卖潜艇当然很不对，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报复措施总应当有个头。特别是在中国对外关系大发展的情况下，对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制裁可以解除了。使馆党委同意我这个意见，我们向国内提了建议。后来科克首相访华时，李鹏总理当面告诉他，中方同意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飞中国，具体由中国民航局与荷兰方面谈。科克总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他访华的一大收获。

调研、沟通、建议这是我在荷兰工作一年后的体会。此后，我又先后在联合国(日内瓦)、法国担任大使。我的工作实践证明这三条是站得住脚的。

我在荷兰工作期间从未与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接触过，这次应邀参会我才知道，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是1847年由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生于1792年，死于1849年，1840—1849年在位)下令成立的，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协会。威廉二世是荷兰历史上一个颇有作为的国王。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荷兰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国王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发挥工程师的作用。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他作出的这个决定是很明智的。

荷兰国家虽小，但小中有大，出了一些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大银行。荷兰的造船工业、水利工程的质量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这说明荷兰有很优秀的工程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在上海市黄浦江下面修了一条过江的隧道，但老是漏水，这个技术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后来上海市与荷兰的鹿特丹结成了友好城市，上海市利用了这一渠道向鹿特丹方面请教，最后才解决了隧道漏水的问题。现在上海市黄浦江下建了多条隧道，没有再发生漏水的问题。

2014年11月9日傍晚，我从柏林飞阿姆斯特丹。抵达阿姆斯特丹时，机场的礼宾官把我引到了贵宾室，皇家工程师协会的秘书长多斯拉莫斯女士和她的中国助手荆开开在那里迎候我。多斯拉莫斯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说早就想请我去讲话了，开始没有联系渠道，后来通过驻华使馆才找到与我联系的方式。她说:“吴大使虽然您在荷兰工作时间不长，但荷兰人非常喜欢听您讲话。特别是现在中国正在崛起，荷中两国的合作还有很大的余地，荷兰的工程师还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经过董事会同意，我们邀请您来荷兰。”多斯拉莫斯向我介绍了访问荷兰的日程，我表示日程安排得很好，我很高兴。

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接待我很周到。我来之前他们专门问我想见什么人，看什么项目。我就提出想见一见荷兰前首相科克。我在荷兰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与科克首相和他的夫人成了朋友。我离开荷兰后，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还同科克首相见过面。

皇家工程师协会与科克的办公室进行了联系。科克很客气，提出请我午餐。11月10日，我赴阿姆斯特丹与科克共进午餐。我们见面后，科克首相很高兴，他对我说:“你没有多少变化。”我回答说:“首相先生，您也没有多少变化。”科克首相个子很高，约有1.85米，他是1938年出生的，长我一岁。

科克告诉我，他现在不当首相了，但对荷兰与中国的关系仍然十分关注。科克曾经担任过财政大臣兼副首相，干得很有成效。后来当了8年首相，经济管得很好。科克在国际金融界颇有声望，自2013年起他受聘担任中国建设银行的独立董事，每年赴华四五次。我邀请他去外交学院给学生讲话，他欣然同意。

我问他，荷兰人、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他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近几年来，欧洲对中国的担心、忧虑乃至恐惧的情绪在蔓延。我追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他讲了两个原因:一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的势头很猛，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接近两位数，与欧洲的经济增长迟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是对共产党的偏见。很多欧洲人对共产党的偏见、担心是很难消除的。我问他对中国应对上述情况有何建议。科克诚恳地说:“像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崛起必定会带来外界的担心、忧虑乃至恐惧。这是中国方面必须认识到的。因此，打消外界的担心和恐惧可能是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工作，要用言论，更要用行动。”

午餐后，我们在饭店门口分手道别。科克首相告诉我他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看到科克首相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背影，很有感慨。他毕竟是荷兰的前首相，出来和我见面没有前呼后拥，自己骑自行车。请我吃饭，用自己的信用卡付钱。这些看来都是小事，然而这些小事的背后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是相当清廉的。

我这次来荷兰的重头戏，是对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的年会发表主旨演说。讲话前，我去了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总部，会见了协会办公室主任范登布蒙和多斯拉莫斯秘书长。对方告诉我，荷兰皇家工程师协会有两万名会员，每年举行500场活动。这次的年会参加人数很多，有1000多人，他们这次邀请我来讲话的目的是开阔工程师协会会员的眼界。没有广阔的视野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荷兰的工程师们对于中国崛起了解甚少，都是通过媒体了解，但西方的媒体难免有偏见，所以想直接听听中国人的介绍。

11月12日上午我来到会场——代尔夫特技术大学。会场没有设贵宾室，工程师协会主席马丁·范·佩尔尼斯就是在会场里见我的。他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告诉我大家对我今天的讲话都很期待。主持年会的是荷兰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40多岁。他主动与我联系，讲了一下“游戏规则”。他告诉我，演说时间为40分钟，随后接受听众的提问，提问时间约为一刻钟。我表示尊重对方的安排。

轮到我讲话时，主持人对我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邀请我上台发表主旨演说。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三角洲城市群对工程师工作的影响”，我结合这一主题讲了三点看法。

一、变化中的世界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我以为要认识世界的变化，必须抓住关键。所谓关键，是必须看到当今世界上正在出现的三股潮流。

第一股潮流是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时代主题变化带来的结果。20世纪很长时间里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战后许多国家发生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然而，时代的主题是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随着人类的进步，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

几天前，我去柏林参加了一场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国际研讨会。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忧心忡忡，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紧张局势加剧，世界正处在一场新冷战的边缘。

研讨会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展开了讨论，我在会上也做了发言。我们在观察今天的国际形势时，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世界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我以为柏林墙倒塌以来，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1991年全球GDP总量仅为23.3万亿美元，2013年上升到71.6万亿美元。在短短的22年里，全球GDP总量几乎翻了两番。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增长如此迅速的先例。为什么全球经济会有如此快的增长?根本原因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在冷战时期，世界是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并没有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冷战结束，形成的统一全球市场，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所带来的结果。

第二股潮流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大概是几个世纪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尚在进行之中，远未完成。

过去几个世纪国际关系的重心在大西洋，就是在欧洲和美国。然而上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拉动国际关系重心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是亚洲的崛起。战后亚洲的崛起经历了五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日本;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第三个浪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第四个浪潮是中国;第五个浪潮是印度，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亚洲国家和地区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地快速发展，使亚洲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快速上升。1960年亚洲的经济总量仅为全球的10%，今天上升到30%，20年之后会上升到50%。

第三股潮流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把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占世界总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的先例。

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中国的崛起。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政策，迎来了大发展。习近平主席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与改革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绝非偶然。中国是一个曾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世界上千年的国家，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球的32.4%。然而到了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为全球的1.5%，真可谓一落千丈。为什么会一落千丈?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多世纪。最后邓小平先生作出了结论，是封闭导致了落后，要赶上去必须开放。

为什么要改革?因为我们中国人认识到，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要赶上去，必须融入全球化。为此必须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这就是改革。

在过去的35年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GDP为1481亿美元，人均GDP仅为154美元。2013年上升到9.24万亿美元，人均GDP为6800美元。

讲数字是很枯燥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1971年11月，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位青年外交官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1971年的中国还在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一切都要凭票证供应。我们在赴纽约之前，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垂死、寄生、腐朽”。我到美国一看，物资如此丰富，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看不到任何“垂死”的迹象。美国的超市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当时想有生之年在中国看不到有这样的超市。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错的，今天中国的超市与美国的超市、荷兰的超市、欧洲其他国家的超市大概没有多少区别。

二、世界变化对三角洲城市群的影响

以上三大潮流正在改变21世纪全球的面貌，对三角洲城市群也带来众多的影响，最突出的有三条。

一是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1950年全球城市化率仅为29%，2007年全球城市化率上升到50%。在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更快。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013年上升到53.7%，出现了特大城市。我对特大城市的定义是人口超过1000万人。今天中国特大城市有6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已经有142个。

二是三角洲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升，中国尤其如此。在今天的中国，经济有三大增长中心:

(1)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是中国首先对世界开放的地区，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的外贸总额高达1.09万亿美元，占全国的26%。

(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三角包括16个大城市，去年这16个大城市的经济总量为1.59万亿美元。

(3)环渤海城市群，共有26个城市，去年经济总量接近1万亿美元。这个城市群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中心，而且是创新的中心。

三是进步巨大，挑战严峻。以中国为例，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进步是史无前例的，大约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中产阶级人数在迅速增加，大约有3亿人。人们生活富裕起来，就喜欢旅游。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不过28万人，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去年大约有1亿人出境。今天在世界各地大概都能看到中国旅游者的身影。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在环境和资源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壤受到了污染，雾霾就成为北京的大问题，没有风就会出现雾霾。

三、工程师的责任

(一)为三大革命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世界的巨大变化使我们面临着崭新的形势。世界正处在三大革命的前夜:新能源革命、新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

新能源革命正蓄势待发。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在崛起，消耗的化石能源量迅速上升，温室气体的排放大量增加，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必须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必须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

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新的能源革命、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加在一起正在催生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才行。新兴大国的人民逐渐富起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学发达国家的，买汽车，住大房子，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这已难以为继。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如果我们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再有两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人类的生活方式必须变革为可持续的方式才行。

上述三大革命几乎同时发生，使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三大革命所提出的问题需要工程师们提出解决办法，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认识改革的必要性

1994年至2003年，我在欧洲当了9年大使。从欧洲回到中国后，我发现欧洲人和中国人对改革的态度不一样。在中国，你到大街上去问问老百姓如何看待改革，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改革好，中国的进步就是改革带来的。然而你到欧洲去问问老百姓，很多人害怕改革。

两年前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会见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当时金融危机在欧洲肆虐，很多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然而德国经济情况还相当好。我问施罗德总理，德国经济好的秘密何在?施罗德总理回答:“因为2003年我当总理的时候，提出了《2010年议程》，强调必须改革。德国的社会福利过分优厚，难以为继，必须进行改革，削减福利。改革使德国今天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但是一选举我下台了，我的继任沾光了。”

(三)促进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每个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大问题大概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得以解决。譬如中国的雾霾，这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西方的一些大企业家对我说，解决中国的雾霾可能需要好几万亿美元，这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他们的这个看法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很相近。危机是由危和机两个字组成，危机当中有机遇。我希望荷兰的工程师们能抓住机遇，同中国进行合作。

同样，欧洲所面临的失业、经济停滞、需求不足等问题如何解决?我想只有开展国际合作才能逐渐予以解决。新兴大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欧洲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也能逐步得以解决。

我对荷兰工程师的能力和智慧是有信心的，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抓住世界变化提供的机遇，积极发展同新兴大国的合作。这样不仅能够解决荷兰和新兴大国面临的问题，也能够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

我一口气用英文讲了大约40分钟。讲完之后听众提问，很多人对我阐述的观点表示认同，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表示钦佩。同时，他们关心中国当前经济的形势和下一步的走向。我回答说，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步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必将坚持这一政策，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坚持这一政策与荷兰、欧洲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建立各种利益共同体，使我们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这样不仅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而且也能促进欧洲经济的增长，实现互利共赢。

我的讲话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主持人和工程师协会主席马丁·范·佩尔尼斯均向我表示祝贺。范·佩尔尼斯对我说:“你这篇讲话讲得很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开阔了我们工程师的眼界。”多斯拉莫斯秘书长告诉我说，她专门让她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来听我讲话。

讲话后，我出席了由代尔夫特技术大学校长举行的午餐。范·佩尔尼斯主席与我同车去餐馆。他告诉我说，在担任工程师协会主席之前，他曾经长期在西门子工作，并担任西门子在荷兰的总裁。他说30年前西门子和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在一个等级上。但到了2013年，这两个公司间的差距拉大了。西门子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53，营业收入为1089亿美元。而飞利浦只排到347名，营业收入为325亿美元。我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范·佩尔尼斯说，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两个公司的文化不一样。西门子鼓励员工创新，创新推动了西门子大发展。而飞利浦虽然口头上也鼓励创新，但没有具体措施落实。二是西门子的员工比较稳定，很少流失。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员工越来越需要培训。西门子舍得花大钱，不断培训自己的员工，使他们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而飞利浦则没有这样做，员工不断流失，特别是一些有才华的员工流失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出席午餐的还有贝娅特丽克丝女王的三儿子彼得亲王。我请彼得亲王转达我对贝娅特丽克丝女王的问候。我告诉他，1995年12月19日下午，在我离开荷兰的前一天，女王陛下在她的官邸接见了我。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没有服务员，茶事先准备好了。我到了之后，女王亲自给我斟茶。这件事情大概在其他国家很少出现。

彼得亲王在经商，也与中国做生意。我问他，同中国做生意有什么体会?他回答说:“机会是比过去多多了，但生意比过去难做了。”我告诉他:生意难做了，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大，竞争激烈。你们不仅要同跨国公司竞争，也要同中国的企业竞争。这种现象在20年前是没有的。

在荷兰期间，工程师协会还安排我参观埃因霍温大学。这所大学与飞利浦公司关系密切，为公司培养人才。该大学有两个强项，一是机器人，二是能源研究。埃因霍温大学研制的机器人在有些方面世界领先。譬如，由机器人给人做眼科手术，很精准。外科大夫去做眼科手术，随着年龄的增长，手容易发抖，但机器人则不会。

现在全世界科研机构都非常重视新能源的研究，我问埃因霍温大学的教授，今后世界上哪种新能源会成为主导能源?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解决世界能源需求最终还要靠太阳能。

我这次重返荷兰时间虽短，但觉得很有收获。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们在21世纪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必须向全世界学习，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来充实我们自己。荷兰国家不大，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