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文明自觉

中国的整体政治生态已经从革命逻辑转向治理逻辑，转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实质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建设。今日中国，已经处于一种复杂的现代性状况，相比西方世界，更加复杂。纵览古今中西，从大国结构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再到人们多样化的思想状况，莫不如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仅靠简单化、两极对立的思维方法是难以应对的，阶级分析方法虽仍旧是有效的社会认识与分析方法，但应当同职业、分工、身份、民族、国族、结构功能、精神、心理以及实证调查等诸种方法相结合，以求得对当下中国状况的全面研究与价值引领。

激进的革命是对既有制度体系的颠覆，其不从属于亦不直接导向治理文明，治理文明本质上是对激进革命反思的结果。这里存在着对现代文明的基本把握。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激进革命的产物，但如果总是不断革命，则与传统往往是断裂性的政治逻辑无异。世界各现代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从激进的革命逻辑向治理逻辑的转变，即在激进的革命逻辑中，建构起符合各自国情并顺应人类文明的制度结构，进而实现制度本身的良法善治，实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一过程中，各主要的社会制度均扬弃了不断革命的政治观念，形成了以制度的自我革新与完善为特征的现代制度文明；而治理文明乃其题中应有之义，治理文明是制度文明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革命逻辑的结果。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政治上的确立，随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成为主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应当从革命逻辑转向治理逻辑。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但因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以及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新中国用了近30年才渐渐走出革命逻辑的困扰。直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才明确提出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文明的思路已十分清晰。

“四个全面”蕴含着对实现治理文明的高度自觉。治理文明，也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也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治理文明实是贯穿“四个全面”的主线。

在当今时代，我们党仍需持续推进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从革命逻辑向治理逻辑的转变。因历史的原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多表达为革命逻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立足于中国道路及其实践，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文明理论。

理解从革命逻辑向治理逻辑的转变并把握治理文明有很多环节。其中，结合当下中国的具体国情状况，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自觉吸收相关理论资源，把握时下复杂的现代性社会结构，推进中国的治理文明建设。

革命逻辑特别依赖于阶级斗争学说，并依赖于特定语境下被放大了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乃是近代以来所兴起并为马克思所特别重视的方法，是对阶级社会的基本分析方法。具体而言，阶级分析方法是在分工方法之后形成的，并超越了后者。依阶级分析方法，现代社会关系的实质不是复杂的分工体系，而是随着劳资对立而显现出来的阶级分化和矛盾，阶级分化和矛盾的结果必然是二元的和对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方法总是关联于实践，阶级分析方法更不会认同所谓方法论的中立，激进思想不可能认同价值与方法的中立。但在从激进的革命主题转变为积极的建设主题之后，还需要重新定位阶级分析方法。其一，无论如何，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昭示了现代复杂社会的安全底线，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的认识与分析方法，不可代替，对阶级斗争的功能性的限定不能否定阶级分析方法的意义。其二，阶级分析方法应当与在激进政治语境中被其超越、淡化甚至替代了的方法，以及其尚未与之发生关联的现代或后现代分析方法（如社会分工方法、民族分析方法、国族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精神与心理分析、知识社会学方法、谱系学方法、网络分析方法以及实证调查方法）结合起来，从而较为全面真实地把握复杂现代性状况下的诸种社会关系。

把阶级分析方法看成是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方法，将其与相关社会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十分必要。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欧洲19世纪的社会思想史及古典社会理论中汲取一些启示。19世纪40年代，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矛盾，特别是劳资对立、贫富分化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激进左翼思想特别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显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5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部分地走出早期资本主义困境，步入了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国内矛盾渐趋缓和（海外扩张加剧显然也有效地转移了国内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则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对欧洲革命形势作出了若干新的判断。社会关系走出了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显性化的阶级对立态势，逐渐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的多重结构，阶级化的社会关系让位于更为复杂而有序的阶层关系，韦伯即以阶级、身份等级以及民族国家三重社会关系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冲突逻辑为结构逻辑所取代，激进的革命理论为温和的转型理论所取代，乌托邦式的目的论为功能主义所取代。

在相对和平时期，来自马克思、涂尔干及韦伯的古典社会理论发挥了更为显著的思想库功能。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仍然以批判见长。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工作重点从激进的政治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及“生理与病理学”研究，自20世纪以来则发展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至关重要的批判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为现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资源。马克思是现代西方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坚决批判古希腊民主制，但苏格拉底的批判犹如叮在古希腊文明肌体上的马虻，却催生了西方中产阶级执政的传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以及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却促使现代资本主义展开了一场结构性改造，即从早期资本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转向上升时期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相比，涂尔干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与韦伯的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传统则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居于主流地位，发挥着直接的思想库作用，同样值得借鉴。涂尔干重视社会分工尤其是复杂分工，他事实上建构了基于社会转型及法治社会框架的诸种社会关系的统一：国家、社会与个人的统一，公民道德与职业伦理的统一，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涂尔干重视的是社会结构的稳定与有序，他强调对于法治的内在信念，强调社会整合与团结，重视价值的集聚与认同，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涂尔干希望确保复杂的社会系统及其稳定性，使之能够有效避免极端化和激进化的阶级分化与冲突。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提供了集体（共同体）与个人相关联的典范，在事实上为维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长达70年的团结稳定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

韦伯的解释性的社会理论则注重经济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平衡，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实是阐释西方传统的近代转化与现代性关联的经典论述，该书破除了此前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一个观点，即，西方现代性乃是与其传统彻底断裂的结果，这对于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很有启发意义。可惜目前学界的研究多局限于文本本身的研究，而对其延伸性价值的开发不够。韦伯将国民经济学进一步拓展到自觉的“国家学”建构，其关于官僚制的分析、合理化思想、物化理论、法理型社会的论证，均是对现代性及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且明确地指向现代制度文明建构。韦伯的社会理论契合于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现代德国的国策需要，并在随后作为理论资源转化为对20世纪美国的社会稳定产生实质影响的结构功能主义。

当然，涂尔干、韦伯回应的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而且两人都带有那一时期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取向，涂尔干的视野里没有中国，韦伯则对中国存在明显的歧视，不像马克思那样具有对非西方的人类关怀与批判的世界历史视野。但就其社会理论的功能而言，涂尔干及韦伯的古典社会理论资源，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建设及其思想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涂尔干及韦伯的经典社会理论，乃今日中国社会建设及其制度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理论原型。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而言，确实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象。就此而言，对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有理由也有必要进行阶级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并非遵循激进政治逻辑从而导向阶级斗争，而依然是从属于社会建设及社会分析的。依革命逻辑，“弱势群体”实质上就是“被剥削阶级”，这听上去仿佛道出了某种“真理”，但“弱势群体”显然不是激进政治话语中的以反抗显示自身存在的“被剥削阶级”，而是从属于社会结构并与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相关联的社会群体概念，是社会性概念，而不是政治性概念；同理，“利益集团”也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阶层、职业或领域性概念，而不是政治性概念。“政商集团”、“权贵阶层”显然包含了政治内涵，但主要说来，对政治关系的社会描述并不直接从属于革命逻辑。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已将先前革命逻辑下的阶级性话语转变为治理文明下的社会或法治意义上的话语，话语的转变本身就意味着此前单一阶级话语的终结。显然，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交往的全球化、承认或认同政治的兴起，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均从不同方面直接推动了上述话语的转变。虽然网络上充斥着话语暴力与革命话语，并因而促使网络治理与网络伦理建设本身成为当务之急，但网络民粹及其话语化的表演方式，与传统暴力完全是两码事，诸如“颜色革命”或“阿拉伯之春”虽然确是认同或承认危机的结果，但其实质恰恰是在认同及其承认政治兴起的时代，仍然错误顽强地坚持传统的刚性统治，而拒不进行主动改革和变革的结果。可见，认同政治或承认政治的兴起，本身又是治理文明的前提，利益结构的积极调整、权利表达的顺畅有序、社会保障及福利事业的健全有力，均促进并巩固了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