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三类功能

并不是所有有关正义的理论都是自然法学说,而且社会契约论与自然法学说也不重合,二者结合也要有条件。纽曼眼中的真正自然法学说实际上包含了托马斯、洛克、霍布斯、斯宾诺莎、普芬道夫等人的学说,他按照实用主义的功能性标准对各类自然法学说进分类考察,大致将自然法学说分为保守的、绝对的、革命的。

纽曼把托马斯主义看成是保守主义自然法的代表,认为他的自然法乃是一种封建秩序的法典,是彻底的威权主义秩序,但他承认,在托马斯那里,即使上帝也不能消除自然法的规定,且人作为理性的生物,平等地分享自然法。自然法之下的实证法必须遵守三个条件。第一,必须为了共同善;第二,必须正义,即必须根据平等的比例进行分担;第三,必须在管辖范围的界限内由立法者发布。如果实证法不满足这些条件,消极抵抗就成为一种责任。

斯宾诺莎、霍布斯、普芬道夫理性主义加绝对主义学说与托马斯的保守主义自然法之间存在深刻差异。纽曼说,三者的体系都是倒退的,都将国家权力扭曲并牺牲了人权。但把霍布斯的理论同斯图亚特和都铎王权理论进行对比会发现,霍布斯的理论乃是社会契约理论的一种,凭借对人类本性悲观的判断,霍布斯的理论提供了建立权威并证成任何权威的办法,只要该权威能够保疆卫国,重建秩序与和平,保证财产安全。查理二世认为霍布斯的书具有煽动性,是反叛和不忠的书。斯宾诺莎也是如此,即世俗加理性可证成权威。普芬道夫建立了法治国理论的基础,从自然法的座右铭,他发展出彻底的且自足的理性法系统,用几乎数学般的精准,界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的契约关系,他们自由和财产的保护。这个系统非常完整,即使在自由主义时代,仍然可以被当作法理学的教科书。^[21]纽曼认为,尽管绝对主义的自然法为了强制权威的需要而牺牲了人权,它们仍明显是理性的,因为它们将权威奠基于人的同意,他们也认识到人类平等和理性的不可毁灭。

在分析革命性自然法学说时,纽曼着重考察了天主教反君主潮流的学说,认为让·布歇和纪尧姆·罗斯这二人的理论乃是民主的。革命的自然法纯粹煽动性的功能已经成为事实：

弄清楚这些民主理论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其成为了天主教同盟和巴黎市民反对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斗争的历史事实。新同盟于1585年组织了反对新教的战争,支持底层,由扮演了突出角色的暴民构筑防御阵线。联盟的新事业对每一个人许诺所有一切:真正宗教的重建,贵族们的自由,救助人民,保卫议会的权利以及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这没有阻止联盟与吉斯公爵和西班牙的同盟。接下来的战争是人们熟悉的形式,以原初人权和自然法为名义,联盟劝说其追随者暗杀对手。巴黎市民派出了使者到各省去以便根据严格的民主基础把这些追随者组织起来。布歇理论的煽动性特征即便在亨利四世就职后仍然很清晰。巴黎市民按照十六个街道组织起来,立法、行政和审判全部集中的市政民主建立起来,最后变为10人委员会。流亡者被处决,他们的财产被充公,革命特别法庭建立了。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革命性自然法,可谓法国革命和1870年巴黎公社的先驱。^[22]

在此,纽曼对革命的自然法抱着警惕,因为由于自然法名义上的授权,大众一旦得到可怕的权力,那么权力分立原则就有可能荡然无存了。革命为之奋斗的自由不但无法实现,反而被利益集团利用,实现了相反的目标,他认为宗教战争的结果只是稳定了王朝权威压制了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自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