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用的社会学分析

权力的存在乃客观事实,对待权力尚有积极的态度,那么在实际运用中其方式和范围又是如何呢?按照纽曼多学科共同研究的主张,社会学在说明权力配置方式方面有着一定优势。

纽曼认为,政治集团一般有三种基本的配置方式,概括来讲,就是晓之以理(劝说)、诱之以利(利益)、伐之以力(暴力)。

暴力作为权宜之计是最有效的,但是作为一种历久之计效果很小,而三种方式总是存在于所有政府形式中。纽曼归纳了几种社会学层面的分析：一是劝说的重要性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长而增长。(但或许仅仅是暴力的一种形式,“对灵魂犯的一种暴力”)。通过劝说,被统治者的反应呈现一种近似自动被统治的品格。然而,劝说的成功在于宣传的范围和持续以及宣传模式的技巧。但比起雇佣大量警察、军队和民兵力量,劝说毫无疑问是政治权力更有效且便宜的操作。二是社会复杂性的提高要求统治者愈加利用秘密的统治术。权力的斗争是旨在控制国家机器的真正斗争。然而,在任何斗争中,只有保密才能有效地制出策略决定。秘密,相应地只能由少数成员保留。正是这一事实让大众运动中再产生寡头成为必要。三是技术发展的形态越高,政治权力集中程度越大。但是,在每一个基于斗争的社会集团内,组织会必然是有等级的。组织规模越大,会变得等级越多。等级的增多趋势导致顶端权力的集中。四是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及其增长的工业化,社会进程中政治权力的重要性提高了。权力的集中(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走向更加刻板。社会固化的进程已经来临并且妨碍系统实现半自动平衡。平衡一但被扰乱,只能通过政治权力的积极干预来重建。国家的控制因而比以前更加过于精巧。五是同样的趋势让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有了更大分裂。^[16]

纽曼重视社会学分析,但并不打算只采取社会学的进路,只是提醒人们要重视经验观察。他承认上述归纳非常容易受到挑战,但却也指出了政治权力正确的研究方向。如此,乍一看上去,洛克、卢梭等人的民主(这些通常被称作“民主理论”),似乎无法与社会学归纳出来的现实趋势协调,但纽曼坚信适当的民主理论将能够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