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科举的盛衰

朝鲜科举是中国域外最为完备的科举制度。早在公元9世纪初，朝鲜半岛还处于三国朝代时，新罗入唐留学生便十分向往中国的科第名物。赵在三所著的朝鲜史籍《松南杂识·科举类》在“东人唐第”条中说：“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又金夷鱼、金可纪、崔致远、朴仁范、金渥皆登唐第。”宾贡进士是唐后期专为域外举子所设置的考试制度，应举者单独考试，登科者附名进士科榜尾。从长庆元年（821）金云卿中宾贡进士开始，新罗人登中国朝廷科第者络绎不绝，至唐末前后有58人，登五代梁、唐科第者又有31人。这些宾贡及第者中不乏才学之士，其中以《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尤为知名。不少人及第东归后，对传播中国的科举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新罗本土的“读书三品出身法”已初具科举制的形式。

公元936年，朝鲜半岛统一，高丽国建立。高丽光宗九年（958），光宗采纳后周入使高丽并留任为官的中国人双冀的建议，模仿唐代科举，建立了自己的制度。朝鲜史籍《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载：

高丽光宗九年，命翰林学士双冀知贡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医卜等业。御威凤楼放榜，赐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经三人、卜业二人及第。自是取人之法，专在科举。逐年取士无定数。其法大抵皆袭唐制。冀屡典贡举，奖劝后学，文风始兴。

从此以后，高丽朝科举制度逐渐发展，走向兴盛。高丽科举，总体上模仿中国，也设有制述业（即进士科）、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业（科），并以制述业为重。制述业与明经业的考试内容是诗赋经文之类，而且所用教材也是中国的儒家经典。考试的形式与中国类似，并于显宗二年（1011）礼部侍郎周起奏定糊名试式，于文宗十六年（1062）全面实行封弥之法。中国科举制度的演进变动，往往在不久之后便会影响到高丽朝的科举。高丽朝也有金行成等九人在中国宋朝宾贡及第，张良寿在金朝宾贡及第，金禄等20人入元朝宾贡及第，金涛在洪武四年（1371）入明朝获三甲第六名进士。因此高丽朝的科举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中国科举的。

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1371）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500字以上，四书疑，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1000字以上，唯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复以书、算、律试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

1392年，李朝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证明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改定科制、罢讲论而复试疑义，并乞中场罢古赋而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权近还认为“汉吏之文，事大要务，不可不重”，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15]。李朝还扩大生员进士试的规模，并仿《礼记·王制》的古语，称生员进士为“司马”。高丽朝中叶以后一般是三年一试，取33人，李朝将三年一试称为“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通常录取人数也是33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40名至50名。李朝还根据需要临时加科，称为“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凡遇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都开别试，而且每十年开一“重试”，允许堂下官等现任官员赴考。此外还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科目，这些式年试以外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多则录取四十余名，通常录取人数为十余名。

李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宣祖十七年（1584），李珥指出：

今世以科举取士，虽有通天之学，绝人之行，非科举无由而进于行道之位。故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科举之外，更无他术^[16]。

但是，由于科举频繁，也带来一些问题，有的大臣认为科举常开非但为国家之巨弊，也妨士子着实用功，使业不专一，而且出现不少中国科举类似的弊病。李朝有许多大臣也先后提出科制改革案，或提出“科荐合一说”，即实行考试与推荐结合的办法，朝廷也曾颁布过“科弊纶音”，“科场救弊节目”，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终究无法根除科举制的固有局限性。李朝末年，科举日益走向衰败，不断受到人们的抨击，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下，李朝科举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高宗三十一年（1894），日本侵略朝鲜，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李明科举制遭到日本入侵事件的沉重打击，该年7月，军国机务处启：

科文取士，系是朝家定制，而难以虚文取用实才。科举之法，奏蒙上裁变通后，另定选举条例^[17]。

高宗皇帝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允准停罢了科举制。这样，从958年开始设立的科举制，到1894年走完了936年的历程，比科举制的祖先中国早11年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