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东坡黄州脱困智慧

方星移

内容提要：面对“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贬谪境遇，苏东坡在黄州期间，采用了多种方法解脱经济、精神上的困境，他用儒家的道德提升主体精神境界，用对佛道的务实态度修炼自我，最终他找到了解脱困境之路，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境界，度过了在黄州的艰难岁月。他务实地对待生命的方式在宋代是最独特的，苏东坡因而也成为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

关键词：苏东坡；黄州；脱困智慧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在京任职多年，又外任地方官走遍大半个中国。他曾春风得意，走过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科考阶段、被人仰慕的翰林学士知制诰的三年，有过了杭、密、徐、湖、扬等州的要员生涯；也曾顶风冒雪，熬过了“度尽劫波”的黄、惠、儋三州的岁月。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始终以挺拔的人生姿态出现，尤其是逆境人生中的生存与生活智慧显示了作为个体顽强的生命力，对人生抱有热切的希望，表现出坚韧的品格和旷达的态度，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智者。在世人对他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其富有性格魅力、具有精神高度的人。在黄州的四年多的生活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大逆转，他解脱困境的智慧方法，至今仍让我们深受启示，也备感亲切有味。

一、经济脱困方法

元丰三年（1080）一月一日，苏轼携21岁的长子苏迈离开京城，二月一日到达黄州。五月份，苏辙将他的乳母任彩莲，苏轼夫人王闰之、王朝云等家人送到黄州。所以苏轼一家人口不少，没有了优厚的俸禄作为经济来源，一家人怎么解决基本的生存吃饭的问题？苏轼一家的办法是狠心节流的同时再开源。

第一，“痛自节俭”——量入为出。苏轼在给学生秦观的《答秦太虚书》中说：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他亲自筹划算计，将钱分成三十份，每天一份，切实地用好每一笔钱，让全家不至于饿肚子。

第二，躬耕东坡——自力更生。

现成的钱是有限的，很快就没有了。解决吃饭问题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开源，他的做法是躬耕东坡，自种自收，解决家人的粮食问题。他的《东坡八首》前面自叙道：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他叙述了开垦的艰辛，朴素的语言中含有许多的无奈，但诗中却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如其四：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他在种稻之时就开始想象着稻子的抽穗、结实，想象月下看稻穗的美景，秋来稻入筐的踏实，想象着自己面对丰收的喜悦。东坡除了种稻子，还有“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的美味、“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的美景。可以看出来，他对收获的期许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东坡上的收获还有大麦、红豆等，据《仇池笔记》卷上《二红饭》：

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故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然日中腹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甘酸浮滑的煮大麦没有让苏轼及其家人皱眉头，新样二红饭中洋溢的是他家的笑声！

苏轼他们虽然努力地开源节流，经济的拮据是始终伴随着这一家人的，苏轼只好采用了“节食少欲”的办法，在《与李公择十一首》之九中，他说：

大约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思过半矣，余不足言。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是苏轼养生的一种方法，可也是他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不得已的方法，也是一种精神胜利之法。

二、精神脱困方法

在黄州期间，苏东坡作为一个士大夫，比经济问题更需要解脱的是精神安顿的问题。刚到黄州的他是孤独的，失魂落魄，找不到心灵的归宿。他说自己是个“幽人”，“幽人”是幽居之人，作闲居无事之人解，又作寂寞忧居之人解，既指向主体深居简出的生活状态，又指向心境的寂寞、彷徨和无助，其精神状态也处于忧患与恐惧不安中^[116]。而直指他在黄州期间的处境与心境，最具内涵的是《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117]

他用孤鸿自喻。孤鸿惊魂未定、冤诉无门，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往来”。这首词创作于元丰三年三至五月间^[118]。虽绝望到极点时他会说：“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他的脱困办法很多。

第一，家乡认同感。

人处在他乡，很容易产生漂泊感，有着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苏轼则有着独到的家乡观念，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黄州时期他就是这么践行的，如《与范子丰》：“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他说流经黄州的长江水有一半来自峨眉山的雪水，携带者锦江的春色。那住在黄州也没那么痛苦，就像在家乡一样，这样就去掉了漂泊感，有了家乡安定感，心灵就会比较容易平静。

第二，价值认同感。

要找到价值认同感就要转变思维方式，苏轼找到了“譬如”法。苏东坡在晚年曾用一种无奈自嘲交织的复杂心态感叹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京山画像》）他在三贬地的信与诗中曾谈及自己对待贬谪的态度，“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四首》），“譬如元是惠州人，累举不第，虽不欲老于此邦，岂可得哉！”（《与程正辅尺牍七十一首》）“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譬如自己就是黄州、惠州人，自己未曾出仕，又譬如自己就是儋州人，是到西蜀州远游，现在回来了。

苏东坡从在黄州期间就开始有了一种以“譬如”法这种回到生命的原点的方式，从零重新开始人生之旅的思维方式，惠州、儋州延续了这种思维方式。苏轼是从生活情景中建构一种心情、意绪，或者说是一种生存状态，能够在沉浮不定的人世间获得精神的自由。他不执著于苦难本身，而执著于如何消解苦难、如何相对自在地面对苦难，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王水照先生说得精辟，“从生活实践而不是从纯粹思辨去探索人生底蕴，这是苏轼思维的特点”^[119]。

第三，修道养生。

灵活、务实、通达是苏轼修道态度，佛道思想对于他而言已经具有肯定生命意义、积极生存的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缘自娱和养生。随缘自娱是居黄期间苏轼所写书信的话题之一：

轼凡百如昨，愚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答李琮书》）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与子由弟十首》之三）

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

窃恐著书讲道，驰骋百氏，而游于艺学，有以自娱，忘其穷约也。（《与李通叔四首》之一）

在对人生的空幻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心胸开阔、自得其乐就是最好的选择，就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养生同样是他书信的主要话题：

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惟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但闭得百十息，为益甚大，寻常静夜，以脉候得百二三十至，乃是百二三十息尔。数为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真气云行体中，瘴冷安能近人也。（《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八）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答秦太虚书七首》之四）

但废放之中，病患相仍，默坐观者，虽无所得，而向之浮念杂好，尽脱落矣。（《与张天觉四首》之二）

《避暑录话》中也记载他曾“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养生是顺时保命的方法，做法有静心养神、斋居等，以强身健体、抵御瘴冷、剔除杂念为目的。

第四，爱国泽民。

强化儒家道德，爱国泽民。儒家生命价值观是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上的，要求个体应该将自己置于社会伦理的整体中，承担起社会对个体职责的要求，这是济世泽民、载道弘义的人生观，能促人积极奋发进取。在《与李公择》中他表示：“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于造物。”直到元符元年（1098）的《千秋岁》中，苏轼仍庄严地表示：“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老，乘桴且恁浮于海。”尊崇气节又了悟人生，同时作诗《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得，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此诗再次表明心迹，可作《千秋岁》词的注解。陆游总结苏轼一生：“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120]他在《留侯论》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述：“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苏轼一生就是这样实践的。

如其诗《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

白露凄风洗瘴烟，梦回相对两凄然。雀罗廷尉非当日，鸠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谁怜第五桥东水，独照台州老郑虔。

此诗作于元丰六年（1083）。王巩，字定国，东坡好友，在“乌台诗案”中受东坡牵连而南贬，北返后东坡作此诗以赠。面对这位命运相连的朋友，东坡感慨万千，他说：“白露凄风洗瘴烟，梦回相对两凄然。”同时表露自己的心志说：“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细细思量这句诗，有三层意思：第一，自己熟知世事险恶，心有余悸，所以“思缩手”；第二，他明确了自己对待君主的态度——要报恩。第三，将报恩作为归隐的前提。他曾多次说到要归隐，还说“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意思是我对江水发誓：如有田可耕，一定归隐。可在黄州的这样一首诗里却将二者解释成了因果关系，这就说明报恩在他此时心目中的地位。

“泽民”的具体表现就是为官一方安定一方。为民谋利应该是为臣的分内职责，可东坡在黄州并没有守土之责，那么身为“罪臣”在贬谪之地也能有所作为，就很难能可贵。有些事例是学者经常提及的，例如，他虽不得签署公事，但当他看到当地百姓因生计问题而扼杀女婴，导致少女而多鳏夫的情形时。为了遏制这种陋习，他一方面上书鄂州太守朱寿昌（《与朱鄂州书》），希望官府能出面制止，另一方面，他出面组织救护，募集钱物，自己也捐款十千，给予孕育愿养者以资助，当地民风为之一变。作为黄州人，现在能作的合理的推断是，他拯救了许多人的祖先，没有苏轼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黄州人。这早已成为黄州人的永久记忆，还必将流芳万世。

他还从切身感受出发，推己及人，表达对百姓的深切同情。《浣溪沙》五首作于元丰四年（1081）^[121]，其四：“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冷谁伴燃髭须”，写自己在大雪天“空腹”“湿薪”的艰难生活。其五：“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词写尽管大风雪席卷了自己在苏州的田产，词人却并不在意，而想象瑞星兆来年的丰收。“但令人饱我愁无”体现出高尚的情怀，其中的“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新制布裘》）三者可相提并论，是从不同角度对民生的深切关怀^[122]。

第五，杂处渔樵出游。

杂处渔樵是为了去声明之累。据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123]苏辙描述东坡在黄州“幅巾芒，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124]。苏东坡庆幸自己“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混迹人群中，做个普通人，并非自降身份，而是自我精神认同的一种方式。他与黄州太守徐君猷、鄂州知州朱寿昌等成为知己。他们“远致珍物，劳人重费”（《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五，《苏轼文集》卷五十九），送来羊面酒果等。也正是有了朱寿昌的斡旋帮助，东坡一家才在元丰三年（1080）得以全家迁往临皋亭。东坡在黄州拯救溺婴之时，就是给朱寿昌写信，请求立法制止这种陋习。东坡又与潘丙、郭兴宗和古耕道等当地人成为好友，一同开垦东坡。“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家有十亩竹，无时客叩门。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东坡八首》，《苏轼诗集》卷二十一）他们还一起赏竹、踏春、饮酒，一起建造雪堂。在东坡“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的艰难岁月，他们仨的淳厚和质朴温暖着他，给他无数的帮助和欢乐，使他在黄州的日子充满了人情的温暖。故东坡离开黄州后仍感慨道：“某向者流落，非诸君相伴，何以度日。”（《与潘彦明十首》之三，《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人情的温暖让东坡体会到了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了东坡良好的情绪、开朗的性格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当然，苏东坡在黄州还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今存约200首诗，500篇左右的散文，约80首词，赋3篇等等，这些创作宣泄了自己的痛苦，消解了部分困境中负面情绪，在此不赘言。

综上所述，苏东坡在黄州期间面对“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贬谪境遇，他采用了开源节流、少食等方法解脱经济困境，采用提升道德精神修养，爱国泽民，找回家乡认同感、价值认同感、修道养生、杂处渔樵出游等方式解脱精神上的困境，最终找到了人生的价值，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他务实地对待生命的方式在宋代是最独特的，苏东坡因而也成为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