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司马”话“青衫”

且说“司马”话“青衫”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诗人缘何贬司马？司马何以服青衫？其间蕴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品味。

《琵琶行》作于唐元和十一年秋。元和九年初冬，白居易官拜太子左赞善大夫。此职隶“东宫官属”，系辅佐左谕德（官名）对皇太子作“讽谕规劝”之五品京官。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元和十年七月，为宰执武元衡被刺身亡事，白居易越职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先是朝中权贵“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为由，指斥白居易。尔后朝中宵小素恶白居易者又以“其母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名教”为由，对白居易大肆攻讦。于是，白居易被“奏贬为江州刺史”，旋“追诏受江州司马”。

唐代在职之官员，分为三十个等级，即史称“九品三十阶”。《新唐书·百官志》：“凡文官九品，有正，有从，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为三十等。”“左赞善大夫”品阶为“正五品上”，属官阶之第11级。白居易贬所江州为上州，故“江州司马”品阶为“从五品下”，属官阶之第14级。《琵琶行》小序称“左迁”，倒不完全是指调出京师出任地方官职，主要是指被降3级任用。

对“志在兼济”的白居易而言，更其不幸的是担任了没有事权的“司马”一职。唐中叶以后，州司马之职，安排被贬官员充任，几为定例，参与“永贞革新”之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俱贬司马，人称“八司马”，白居易贬官后之政治地位，与之类同。名义上，州司马是位居别驾、长史之下的刺史佐吏，实际上，不过是徒有虚衔几无事权的闲置官员。《唐六典》记载：“上州司马秩五品……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无言责，无事忧。”白居易尝戏称这一官职为“终老官”。一心匡济天下却被投闲置散，白居易内心之凄楚，自不待言。

不过，白居易所任之职“司马”和所服之衣“青衫”，却并非有着必然的联系。

原来，唐代官员之服色不依职事官之品而视散官之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称：“唐时臣僚章服，不论职事官之崇卑，唯论散官之品秩。”三省六部、五寺九监至州县各级官员，皆为实职，称职事官。“凡九品以上职官，皆带散位，谓之本品。”（《旧唐书·职官一》）文散官散位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二十九阶（武散官四十五阶）。而职事官之品和散官之阶又往往不同。职事官“随才录用”，其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考劳进叙”（同上），故有多种职事官之品高于其本品情形。

白居易自贞元十九年任校书郎（正九品上），至元和九年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正五品上），自谓“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然其散官品位，并无任何变化。白居易《祭匡山文》：“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可见其时诗人虽为“从五品下”官员，其散官品阶却依然是多年未变之“从九品下阶”之“将仕郎”，恰为文散官品阶之最末一级第29级，正该着“浅青”官服。

唐代制度，中央高级职事官本品不及三品、五品者可获“赐紫”、“赐绯”之殊荣，地方之都督刺史本品不及五品者亦有“借绯”之成例。元和十三年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始获“借绯”资格，“徒似花袍红似火，其如蓬鬓白成丝”（《初著刺史绯答友人见赠》），一时脱下了这件令诗人触目伤怀的“青衫”。长庆元年，白居易拜中书舍人，加“从五品下”之“朝散大夫”散阶，获真正意义上的服绯资格，“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酬元郎中同制加朝散大夫书怀见赠》），诗人不禁感慨万千。

明乎此，即不难理解，“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不仅表露了对琵琶女凄惨命运的深切同情，而且包孕着对自己身世际遇的无穷感喟。谪居卧病之身，天涯沦落之人，自称“司马”，述其位卑，点出“青衫”，言其品微，初观似不经意，细味寄慨遥深：谗陷之恨，迁谪之情，漂沦之感，忧伤之情，一经触发，不可遏抑，化为泪雨，沾湿青衫。

（原载《语文学习》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