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淮南子·泰族训》：“故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诗·周颂·载芟》：“有厌其杰。”孔颖达疏：“厌者苗茂盛之貌。杰，谓其中特美者。”
唐老大、唐老二、唐老三。唐杰秀、唐杰芬、唐杰球。他们是门里出身，坐科时学的就是场面。他们的老爷子就是场面。他们学艺的时候，老爷子认为他们还是吃场面饭。要嗓子没嗓子，要扮相没扮相，想将来台上唱一出，当角儿，没门！还是傍角儿，干场面。来钱少，稳当！有他在，同行有个照应，不会给他们使绊子，给小鞋穿。出了科，哥仨在一个剧团做活。老大打鼓，老二打大锣，老三打小锣。
我认识唐老大时他还在天坛拔草。是怎么回事呢？同性恋。他去女的。他是个高个子，块头不小，却愿意让人弄其后庭，有这口累。有人向人事科反映了他的问题。怎么处理呢？没什么文件可以参考。人事科开了个小会，决定给予行政处分，让他去拔草，这也算是在劳动中改造。拔了半个月草，又把他调回来了，因为剧团需要他打鼓。他打鼓当然比不了杭子和、白登云，但也打得四平八稳，不大出错。他在剧团算是一号司鼓。这几年剧团的职务名称雅化了。拉胡琴的原来就叫“拉胡琴的”，或者简称“胡琴”，现在改成了“操琴”。打鼓的原来叫作“打鼓佬”，现叫“司鼓”。有些角儿愿意叫他司鼓，有几出名角合作的大戏更得找他，这样角儿唱起来心里才踏实。唐老大在梨园行“有那么一号”。
他回剧团跟大家招呼招呼，就到练功厅排戏，抽出鼓箭子，聚精会神，若无其事。这种“男男关系”在梨园行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有在和谁意见不合，吵起来了（这种时候很少），对方才揭他的短：“到你的天坛，拔你的草去吧！”唐杰秀“不以为然”（剧团的话很多不通，“不以为然”的意思不是说对事物持不同看法，而是不当一回事；这种不通的话在京剧界全国通行），只是说：“你管得着吗！”
唐杰秀是剧团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是个老党员了。怎么会把他发展成党员？他并不关心群众。“群众”（几个党员都爱称未入党的人为“群众”，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比群众要高一头）有病，他不去看看。群众生活上有困难，他“管不着”。他开会积极，但只是不停地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领导讲话。他到底记了些什么了不知道。他真只是听会。极少发言。偶尔重复领导意见，但说不出一句整话。他有点儿齉鼻儿，说起话来呜噜呜噜的，简直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发展他，找不到原因。也许因为他不停地记笔记？也许因为他说不出一句整话？
他很注意穿着。内联升礼服呢圆口便鞋，白单丝袜。到剧团、回家，进门就抄起布掸子，浑身上下抽一通，擦干掸净。夏天，穿了直罗长裤。直罗做外裤，只有梨园界时兴这种穿法。
说话，“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大倒退、大破坏、大自私。最大自私是当革命派，最大的怯懦是怕当当权派，当反动派。简单地说，为了利己大家狠毒地损人。
唐杰芬外号“二喷子”，是说他满口乱喷，胡说八道。他曾随剧团到香港演出，看到过夏梦，说：“这他妈的小妞儿！让她跟我睡一夜，油炸了我都干！”“油炸”“干煸”，这在后来没有什么，在二喷子说这样话的当时却颇为悲壮。
唐杰秀也“革命”，他参加了一个战斗组，也跟着喊“万岁”，喊“打倒”，“大辩论”也说话，还是呜里呜噜，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还是记笔记，现在又加了一项，抄大字报。不知道抄些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的字写得很慢，只有“最新指示”下来时，他可以出一回风头。每次有“最新指示”都要上街游行。乐队前导，敲锣打鼓。剧团乐队的锣鼓比起副食店、百货店的自然要像样得多。唐杰秀把大堂鼓搬出来，两个武行小伙子背着，他擂动鼓槌，迟疾顿挫，打出许多花点子，神采飞扬，路人驻足，都说：“还是剧团的锣鼓！”唐杰秀犹如吃了半斤天福酱肘子——“文革”期间，天福酱肘子已经停产，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唐杰球，剧团都叫他“唐混球”。这家伙是个“闹儿”，最爱起哄架秧子，一点点小事，就：“噢哦！噢哦！给他一大哄噢！”他文化程度不高，比不了几个“刀笔”，可以连篇累牍地写大字报，他是“浆子手”（戏台上有“刽子手”）。专门给人刷浆子，贴大字报。“刀笔”写好了大字报，一声令下：“得，浆子手！”他答应一声：“在！——噫！”就挟了一卷大字报，一桶糨糊，找地方实贴起来。他爱给走资派推阴阳头，勾上花脸，扎了靠，戴上一只翎子的“反王盔”，让他们在院子里游行。不游行，不贴大字报的时候，就在战斗组用一卷旧报纸练字。他生活得很快活，希望永远这么热热闹闹下一去。
赶上唐山地震，好几天余震未停。一有震感，在二楼三楼的就蜂拥下楼，在一楼大食堂或当街站着。唐杰芬也混在人群里跟着下楼。忽然有个洋乐队吹小号的一回头：“咳！你怎么这样就下来了！”二喷子没有穿衣服，光着身子，那东西当郎着。他这才醒悟过来，两手一捂着往回走。也奇怪，从此他不“喷”了，变得老实了。
谁都可以“揪”人，也随时有可能被“揪”。“×××，出来！”这个人就被揪出组——离开战斗组。谁都可以审查人，命令该人交代问题，这叫“群众专政”。揪过来，审过去，完全乱了套，“杀乱了”。唐杰球对揪人最热心，没有想到他也被揪出来了。
前已说过，在没有什么热闹时，唐混球就用一沓旧报纸在战斗组练字。他练的字总是那几个：“毛主席万岁”。练完了，还要反复看看，自然欣赏一番。有一天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标语，自己很不满意：“毛主席”的“席”字写得太长，而且写歪了。他拿起笔来用私塾“判仿”的办法在“席”字的“巾”字下面打了一个叉。打完叉就随手丢在一边，没当回事。不想和唐杰球同一战斗组的一个人叫大俞潮，趁唐杰球不注意时把这张标语叠起来藏在自己的箱底。事情早过去了，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时大俞潮把唐杰球写的标语找出来交给了军代表。全团大哗，揪出了一桩特大反革命案件！“清队”本来有点儿沉闷，这一下可好了，大家全都动员起来，忙忙碌碌，异常兴奋。
首先让他“出组”，参加被清查对象的大组学习，交代问题。
让他交代什么呢？他是唐混球。
好不容易写了一篇交代，他请大组的同志给他看看，这样行不行，倒是都看了一遍，都没有说什么。只有一个女演员说：“你这样准通不过！你得上纲，你得说说你为什么对毛主席有仇恨，为什么要在‘席’字的最后一笔打了叉。要写得沉痛，你要深挖，总可以挖出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思想，要不怕疼，要刺刀见红！”于是，他就挖起来。他说：“我本来想打锣。毛主席搞革命现代戏，我打不成锣了，所以我恨他。”我看过他的交代，在楼梯拐角处小声对唐老大说：“叫你们老三交代要实事求是，不要瞎说。”唐老大含含糊糊。我跟唐老二也说过同样的话，老二说：“管不着！”过了几天，公安局来了人，把他铐走了。
大俞潮这样做真可谓处心积虑，存心害人。为什么呢？他和唐杰球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是洋乐队拉大提琴的，唐混球是打小锣的，业务上井水不犯河水，他干吗给他来这么一手？他自己也没有得什么好处，军代表并没有表扬他。他落得一个结果：谁也不敢理他。见面也点点头，但是“卖羊头肉的回家，不过细盐（言）”，因为捉摸不透这人心里想什么，他为什么把唐老三的标语藏了那么多日子，又为什么选择一个节骨眼交出来。大俞潮弄得自己非常孤立。不多日子，他就请调到别的单位去了，很少看到他。
唐杰球到公安局，先是被臭揍了一顿，然后过了几次堂，叫他交代问题。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屎盆子是他自己扣在头上的。在公安局拘留审查了一阵，发到团河劳改农场劳动。一去几年，没有人再过问他的事。他先是度日如年，猫爪抓心，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个什么结果。到后来“过一天算一日”，一早干活儿，傍晚吃饭，什么也不想了。
唐杰球关在团河农场劳动的漫长岁月，他的两个哥哥，唐老大、唐老二没有去探视过一次。
他们还算是弟兄吗？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唐杰球放回来了。他还是打小锣，人变傻了，见人龇牙笑一笑，连话都不说。有人问他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他不回答，只是一龇牙。
唐老大添了一宗毛病：他把头发染黑了，而且烫了。有人问他：“你染了发？烫了？”他瓮声瓮气地说：“谁叫咱们有那个条件呢！”条件，是头发好，不秃。他皮色好，白里透红——只是细看就看出脸上有密密的细皱纹。他五十几了，挺高的个儿。一头烫得蓬蓬松松的黑头发。看了他的黑发、白脸，叫人感到恶心。
然而，“你管得着吗？”
死了
我死了，真逗。
我这人。不赖。挺好。歪的，斜的，没有。实在。答应过的事一定做到。
身体挺好。从来不生病。有一点儿不大舒服，抄起铁锹噌噌干一阵活儿，出一身黏汗，就好了。我不上医院。除非等我死了，把尸体捐给县医院，让他们解剖，让他们看清楚我的头蹄下水，弄清楚我得的是什么病，弄清楚我怎么死的。说话算话。头蹄下水分了家，弄得四分五裂，乱七八糟，自然不大好看。不过我自己看不见，也不疼。说话算话。
我不赌钱。赌，会是会的，不好。酒会喝，也不多喝。没有娶过女人，一直打光棍。不瞒你，到现在还是童男子。
我去跟小田借了五百块钱。
小田是日本人，做生意的，住在堡里。他收购三棱子荞麦，收购蕨菜。日本人爱吃芥面，压饸饹，专门要这地方出的三棱子荞麦。日本人爱吃蕨菜。庄户人到山里采了蕨菜，当时用一点儿盐揉一下，新鲜。收到荞麦、蕨菜，用飞机运到日本。这家伙，有钱。
我答应堡里希望工程捐五百块钱，到了交款的时候了，我的钱不够，咋办？堡里有个地下赌场，招人推牌九，一翻两瞪眼，我想赢几把，凑足五百块钱。手气不好。几把下来，就输光了。
咋办？
我去找小田借。
小田跟我不错，不知道啥原因。
小田借给我五百，他一定要留我陪他吃饭。
这家伙很能吃。一顿饭要吃五个棒子面贴饼子，喝一斤白酒。他爱吃臭豆腐。爱吃烤雏鸡、鸽子。日本人吃雏鸡、鸽子不煺毛，三把两把把鸽子皮、鸡头，撕掉，只留两个脯子、两条大腿，撒一点儿盐花、辣椒面，在炭火上烤烤，带着血就大口大口嚼起来。
他让我也照他这样吃。吃就吃，怕啥！
吃了一只鸡、两只鸽子、五个贴饼子，这家伙来了劲，说：
“你的，还是童男子？没有跟女人……嗯？”
他用手比画着：“没有？”
我说我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这个堡，老百姓编了几句日本话，顺口溜，我告诉他：
“咪西咪西是吃饭，
八嘎呀鲁是混蛋，
塞古塞古不好看！”
我问他，是不是问我“塞古”过没有？
他哈哈大笑。“塞古塞古不好看！哈哈哈哈……好看的！怎么不好看！哈哈哈哈……”
我得走了。我得把捐给希望工程的钱给人家送去，一会儿办事处该下班了。
我忽然难受起来，心口痛。痛得我受不了，浑身冒汗。
咋了？
我倒在路口，被人发现了。
县医院派急救车来，把我放上担架。
我迷糊了。迷迷糊糊的，我还说了两个字：真逗。
堡里人把我的遗物装在一个坛子里，埋了。没有多少遗物，几件旧衣服。还有一个万花筒，我小时候玩过的。这么大的人了，有时还要拿出来，转来转去地看看。
日本人小田参加了我的葬礼。
小田说：“他，好。中国人。”
1996年4月21日
汪曾祺：作家。著有《受戒》《大淖纪事》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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