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烟花一样迸裂开来

1999年，彦涵创作《要和平，不要炸弹》，反映了他晚年的和平主义思想。

七十一岁以后，彦涵的画风再次大变。

画面上，没有了具象，只是一些几何形状的色块、线条，或穿插，或放射，或交错，或扭曲，或缠绕，如天马行空，恣意纵横。还反复出现各种符号标记，月牙形的，眼睛形的，三角形的。这是彦涵所特有的符号标记。

他的画，变成了抽象、半抽象的形式。油画、国画、版画全都如此。

白炎看彦涵在纸上胡涂乱抹，忍不住笑他：“你呀，现在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他哈哈大笑：“搞艺术嘛，就得有股疯劲，过去是想疯却疯不起来，现在终于可以疯了，那就疯个痛快！”

框架里的苹果1987年

空间1987年

迸裂2004年

对于抽象画，彦涵有自己的理解。他的画案上总是放着一些巴掌大小的卡片，他会把脑子里随时闪现出来的一些想法，随手记在卡片上，类似语录，他称之为“谈画录”。时间长了，卡片积攒了厚厚一摞，里面就有一些是关于抽象画的。

其中一张说：抽象画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各种艺术动态的参照，它并非是和一切事物孤立无关的产物。它是从对许多事物的体察中得来的。它包含着意识的活动、感情的勃发、视觉的刺激、神秘的幻境，甚至包含有美好的魅力和发人深思的力度。又有一张说：艺术直观现象的美，只是有限的表象层次的美。深层的美，难于直观的美，常常是最高层次的美。

彦涵的抽象，只是表现形式，形式的背后，却是对现实、历史、人生、人性，乃至宇宙的冷静而深刻的思考。这是彦涵骨子里的东西，一辈子都是这样，想抹都抹不掉。看一下他晚年的几幅油画代表作，就会明白。

《坍塌的墙》，是幅半抽象作品，作于一九九九年。一道禁锢的墙土崩瓦解，落花流水，象征着自由的思想冲破牢笼，保守的秩序终被打破。令人想起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想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而使人想到，冲破各种禁锢，让思想自由飞翔，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同一年，他还画了一幅《两种命运》。一条宽宽的几何彩条斜插画面，直冲云端，暗喻某些人官场得意，青云直上，浮华人生；而其背后，是一根被扭曲却坚挺的黑色的柱子，顶天立地，象征着另外一种人生——肩当责任，忍辱负重，不屈不挠。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栋梁。此画象征着两种人生，两种命运，令人深思。

到了二〇〇四年，彦涵再次发挥了这一主题，画了《曲柱》和《曲立》，象征着中国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挺立，在重压下崛起，面对厄运，永不低头，用不灭的信念支撑着民族的希望。这也是彦涵的自画像。

《红色的概念》，作于二〇〇一年。炽烈的红色色块涂满整个画面，间或露出几块黑色。反差强烈的画面，似乎在传达一种哲理：任何事物都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同时还会叫人产生另一种解读：华丽的外衣掩盖不住黑暗的内里。

对于社会的腐败，彦涵深恶痛绝，一九九九年，他画了《天尺》，以极为简洁的造型，象征在茫茫的苍天之上，高悬着一把巨大的尺子，它衡量着人世间每一个人的灵魂与品行，并终将对那些腐败者进行末日的审判。

在此之前，他画过一幅同样主题的彩墨画《天目》，严厉的“尺子”变成了冷峻的“眼睛”，表达了对权贵腐败的蔑视，不由叫人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名句。

还有一幅《敞开的窗户》，作于二〇〇七年。这是一幅半抽象作品，两扇敞开的窗户虽然紧靠在一起，里面却空无一人。作品影射了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整个画面呈蓝色色调，越加透出冰冷漠然。但是透过冰冷的画面，你能感到画家火一样的心，尽管此时，彦涵已是九十一岁的老人了。

晚年以后，彦涵一直想以“文革”为题材，搞一幅大的作品，给那段历史一个交代。这个想法一冒出，便萦绕心头，再也挥之不去了。

作为那段疯狂岁月的亲历者，对于“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他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画家，他要用自己的作品警醒世人，反思历史，启迪良知。

关于这件事，他曾对彦东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九三七年，德军轰炸了西班牙的小镇格尔尼卡，炸死炸伤很多平民百姓，将小镇夷为平地，毕加索立即画了不朽的《格尔尼卡》，以此控诉法西斯的罪恶，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示了巨大的悲哀和同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几十年，却鲜有画家去表现，很多人都忙着去画风花雪月，去画商品画，去赚钱。这是画家对历史的失职。一个画家如果游离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那就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大约是二〇〇二年的时候，他刻了一幅《浩劫》，写实风格，表现的是红卫兵焚书的破坏场面。他不大满意，便封存起来，不再示人。

他觉得，“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浩劫，影响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方面面，无一幸免，仅以“焚书”这一具体事件来概括“文革”，显然远远不够。他想画的“文革”作品，应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史诗性。

《浩劫》虽不理想，却给了彦涵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文革”的内涵太复杂，规模太浩大了，选取任何一个具体的场景，都难以表现“文革”的全貌，就像一面镜子，再大，反映出的世界也仅仅是一个侧面。他需要的不是镜子，而是一粒水珠，水珠是圆的，再小，也会映出整个世界。关键是要找到那粒水珠。

一晃，到了二〇〇六年，那粒水珠却迟迟不肯出现，彦涵感到了时间的紧迫。这一年，他已经整整九十岁。而且此前，严重的冠心病曾导致他两次大面积心肌梗死，心脏日趋衰竭。彦涵预感到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争分夺秒，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作品，不然，他就不会坦然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彦涵住在彦东家里。彦东在西郊买了一所农家小院，每个周末都会开车把他接来住上一天，一是全家团聚，二是让他暂离画室，休息一下。就在那个夜晚，他又一次想到了那粒水珠，苦苦思索，夜不能寐。

他忽然想到，“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灾难，倘若把历史比作浩瀚无垠的天空，那么天空就不仅会有白云悠悠，也会有乌云滚滚。想到这里，似有一道闪电从脑海里划过，让他一下子看见了苦苦寻找多年的那粒水珠！

那粒水珠，便是乌云。乌云翻滚，乌云蔽日，乌云压城城欲摧，乌云笼罩中国大地，乌云压在人民心头……滚滚的乌云，不就是“文革”的最好的象征，也是“文革”最好的形象吗？

彦涵兴奋不已，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便急不可待地让彦东把他送回西郊鲁谷的家中。一到家，他便钻进画室，迅速勾画出了乌云的草图。

接下来，却遇到了麻烦。“文革”从开始到结束，中间跨越了十年，用一个静止的画面很难表现这个跨越。彦涵再度陷入困境。但是，经过几个彻夜难眠的夜晚之后，他最终又走出了困境。

很有可能，是连环画帮了他的忙。因为他曾是连环画的创作高手，深知连环画具有时间连续性这一特点，所以才自创了一个独特的绘画形式——“联画”。所谓“联画”，按着彦涵的解释，就是将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场景联接在一起，形成一幅组合式的画面，以完成时间上的跨越。

彦涵的这幅“文革”作品，就用了“联画”的形式。一个场景是乌云翻滚，遮天蔽日，代表“文革”开始；另一个场景是电闪雷鸣，乌云被击碎，代表“文革”结束。

为了明确作品的含义，也为了使两个场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在画面中间加注了一个横向标题：“1966—CHINA—1976”，以此引导人们追问：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究竟发生什么？又何以发生？

彦涵真正完成这幅作品时，已是这年的十月，恰好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他放下刻刀，如释重负。

彦涵差一点儿就无法完成这幅作品。因为，在完成《中国1966—1976》之前，他曾濒临过死亡，甚至已经升入了“天国”。所幸他只是转了一圈，又重回人间。

2005年，彦涵重病期间，原日军战俘、后参加八路军的前田光繁（右），到医院看望老朋友。

彦涵晚年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二〇〇五年八月，他在协和医院接受心脏除颤起搏器安装手术。手术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正当两根导管进入了心脏，医生准备安放球囊时，彦涵突然神志不清，语言含混，额头大量冒汗，身体躁动不安，血压猝然升至二〇五。

这是生命指征的危象。医生立刻决定放弃手术，撤出导管，紧急施救。推回病房后，彦涵又出现了失语、失忆，医护们出出进进，忙了几天，人才清醒过来。

当彦涵能够开口说话时，他向全家人讲述了手术中发生的一件离奇的事情。手术刚开始的时候，彦涵的神志还很清醒，他能清楚地感觉得到，左肩被打开了一个洞，接着有导管沿着颈部进入了胸腔，很慢。就在这时，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任何时空过渡，完全是在突然之间，他的眼前一片明亮，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他看见了过去的自己。

他看见学生模样的自己，正坐在西湖边上画画；又看见自己头顶烈日，行走在去延安的黄土路上；接着，他看见自己在太行山的木刻工场里，手握刻刀，不停地刻着木刻；忽然，眼前一片战火，他看见自己躲在残墙断壁后面，飞快地画着战地速写；画着画着，速写本上的画面变成了“豆选”的草稿，他明白，他又回到了当年土改的大河村；接着，一切都安静下来，他发现自己正在一间小房子里，神情忧郁地刻着只有火柴盒大小的木刻，他认出，那是在沙城的怀来报社；然后，他看见自己弯腰九十度地站在台上，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上面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很大的叉；再然后，他看见自己正在人民大会堂里挥毫作画，画一只海鸥凌空展翅；再再然后，他看见自己站在了巴黎的街头，站在了毕加索、米罗的画前……

这一切，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非常清晰。他一生最主要的经历，都按着时间的顺序，在画面中一一展现。一遍过后，又重复了一遍。许多场景都是他在画画，有的干脆就是作品的画面。他疑惑地想，我已经到了天国吗？

正这样想着，忽然，死去多年的母亲出现了！母亲还是过去的样子，穿着带大襟的衣服，脑后梳着发鬏。接着，他的家人也都出现了：白炎、彦冰、彦东、儿媳、孙女、孙子，全家人都围在了他身边，最后，父亲也来了。

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他跪了下来，展开双臂，把全家人紧紧地搂在了一起。气氛宁静，安详。

他感觉到，他身体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明白，是生是死，就在这最后一口气里。

这时，他心里升起一个念头：我就这么死了吗？不，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挺住！他紧紧搂住亲人们。他明白，只要一松手，他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彦老！彦老！”一个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彦老！彦老！”声音近了，像从空中飘洒下来。

他恍惚明白，是护士在喊他。他想回应，却无力开口。

2006年7月29日，彦涵美术馆在连云港市落成。

接着，他感觉到心脏里的导管被拔了出来。于是，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

他到天国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当彦涵讲完这段离奇的经历后，全家人都被惊呆了。孙子彦风，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竟拉着爷爷的手呜呜地哭起来。

彦涵安慰家人说：“我不怕死亡，也不怕面对末日审判，因为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我问心无愧。”

数月之后，彦涵决定再冒风险，安装心脏起搏器。这次，终于成功。他越加珍惜时间，整日挥笔作画，新作依然不断，其中就包括《中国1966—1976》。

时间到了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这天是彦涵九十二岁生日，却不料，由胆结石引起突发性胆管炎，将他送进了医院，进行紧急抢救。更要命的是，胆管炎又迅速引发了心力衰竭，接着又引发了呼吸衰竭和肾衰竭。

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他的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手脚也被“约束带”捆住。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身体极其痛苦。

彦东强忍泪水，伏在父亲耳边，大声说道：“爸爸，我知道您现在非常痛苦，但是您一定要挺住，全家人都等着您活着从这里出去。等您出去后，还像以前一样，我们一起去吃汉堡包，好吗？”

彦涵微微点点头，想说什么，嘴里却插着呼吸机的管子，无法开口。他的手微微晃了晃，做出写字的样子。彦东立刻明白，父亲有话要说，连忙把一支圆珠笔塞到他手里，又拿起一张病历纸放在他手下。

全家人都围过来。彦涵的手摸索着，颤抖地在纸上写下三个大字：老八路。屋里一片肃然。

一个星期后，彦涵又一次奇迹般地脱离了险境。

出院后，他又一次拿起了画笔。并且，动手整理了几十年来他随手勾画的草图，一共厚厚的十一册，彦涵称之为艺术随笔。他的许多作品，都能从中找到最初的影子，找到他的创作“密码”。

二〇〇九年，彦涵因心脏问题再次住进医院。此后，再没有离开医院。他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

半年后，他因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一个画家，眼睛看不见，痛苦可想而知，他多次要求医院为他做白内障切除手术。考虑到他的年纪和身体状况，医院认为风险太大，劝他放弃手术。

彦涵恳求医生说：“我愿意冒这个风险。如果我的眼睛不能复明，不能让我继续作画，对我来说，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就是生不如死。”话说到这个地步，医院只好答应。

二〇一一年三月，他以九十五岁的高龄，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而且很成功。彦涵又重见光明。于是，单间病房变成了画室，他又开始整天作画了。

但是，只画了一个月，他又被发现了肝癌，而且到了晚期，他的身体终于被病魔击垮了。他再也无法作画了，这是让他最为痛苦的事。

他画了一辈子，一直画到九十多岁，够精彩的了！

彦涵讲述当年的故事。摄于1988年，彦涵家中。右为本书作者。

本书作者看望病中的彦涵。摄于2010年11月18日，北京协和医院。

不久，他又严重失声，完全说不出话来。在他彻底失声前，他曾用尽力气，对身边的孙子说道：“你要一辈子做个好人。”这是他生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彦涵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滴心血，静静离去。昔日高大的身躯，又小又瘦，像个婴儿。

二〇〇五年的时候，彦涵画过一幅巨型彩墨画《迸裂》。几何式的线条在画的中心迸裂，呈放射状向周围散开，五彩缤纷，灿若晚霞。

画这幅作品时，他在一张卡片上写道：“我将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像烟花一样迸裂开来，留给人世最后的美丽和辉煌。”

他做到了。真正做到了。

二○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改毕于北京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