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早期写实主义文学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体呈现出相同、相似的嬗变轨迹，在基本的发展阶段和环节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和对应性，而在许多基本的方面又具有某些深刻的差异。两国早期写实主义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这种相似性、相关性和对应性，可以用如下的图式简单地标示出来：
再从横向上看，中日早期写实主义文学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相通性：第一，两国早期写实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上，都具有较大程度的超意识形态性，都是把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上的创作原则来看待的，阶级斗争观念、党派政治观念尚未渗透其中。早期写实主义的基本的理论支撑点是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近代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日本，写实主义提倡者一直有意无意地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距离，从而为整个日本现代文学奠定了超越现实政治和党派观念的纯文学基调；在中国，早期写实主义提倡者们虽不像日本作家那样超越，但早期写实主义的理论与创作基本上还是和日本一样，将文学保持在思想启蒙的文化层面上。中国的早期写实主义提倡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沈雁冰等也有文学与阶级政治联姻的言论和意向，但总的来说，早期写实主义不像后来兴起的左翼现实主义，阶级观念、政治观念尚未成为首要的或唯一重要的价值观。鉴于五四新文学所关注的核心是旧文化的破坏和新文化的建设，所以至少到1925年前后，中国新文学一直没有直接以文学干预社会政治，从而保持了其文化学上的品格。后来日本和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在这个意义上把早期写实主义称为“旧写实主义”，把左翼现实主义称为“新写实主义”。第二，与上一点相联系，在文学的功用上，尽管中国的写实主义在理论上不像日本的写实主义那样主张无目的、纯客观，但中国早期写实主义文学功用观的核心——“为人生”的功用观，和日本写实主义者所鼓吹的“为人生”、“写人情”，其实质都是一种文化启蒙主义的文学功用观。无论是二叶亭四迷对压抑人性和个性的明治文明的批评，还是鲁迅对落后国民性的揭示，无论是日本的观念小说、深刻小说对社会问题的描写，还是中国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对人生问题的沉思，都显出了一种社会文化上的价值取向。第三，中日两国早期写实主义在理论上都不很成熟，不很系统，甚至还有些模糊和混乱。写实主义的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如“真实性”问题、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写实与理想的关系问题，都存在着许多盲点。然而理论上的这种弹性和不成熟性，却又为写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较多、较自由的选择可能和较宽广的道路，有利于理论上的开放和创作上的繁荣，有利于敞开“写实”的大门，广泛接纳和吸收世界上各种新学说、新思想、新技巧。虽然它不如后来的左翼现实主义那样在理论上追求“纯洁”性，却因此而显出了一种雍容和宽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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