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优秀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出自家学，是学者型的，一种就是通过刻苦自学成才的。前者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徐志摩、冯至、艾青等人；后者包括不少作家学者，如沈从文、张恨水、陈寅恪，诗歌界就更多了，远的不说，在天津就有鲁藜和王林，上海“左联”时期五烈士之一胡也频，也是自学成才的著名诗人。所谓“充实的生活就是诗”，可见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再加上刻苦自学，才有希望成为诗人，当然还要具备写诗的天资（诗才）。诗与生活的关系具有诗性的第一意义，然后才是自我把握的能力。
劳荣是通过自修世界语并从写诗起步的，而后专注于外国诗歌的翻译工作，现在出版的10卷《劳荣文集》多达三四百万字，其中以文学翻译为主，劳荣可谓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在国内也是很有名望的。但作为诗人的成长过程，我想到他和鲁藜颇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我选了这个话题来谈谈。
诗人兼翻译家劳荣出生在上海郊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乃是一介寒门布衣。他只读过四年小学就去当工人，他的文学爱好是因为参加南京地下党读书会受到了启发，尤其是从以世界语翻译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接触了诗文学，并且感同身受，促使他提笔写出一些国难家仇的新诗来。但是如果没有名家的推介和鼓励，也不可能顺利进行，当年的胡适就帮助过沈从文和陈寅恪，臧克家没有闻一多先生的识荆也不行。鲁藜在1933年逃到上海后，开始写诗作文，大部分作品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和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上，使之坚定了写诗的信心。抗战后劳荣来到天津，又自学英语并担任两家报刊的翻译，接着进入《大公园地》任副刊主编，说明他在文学专业上已经卓有成就。《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是国内有名的大才子、政论家，曾经获得周恩来的赞赏，对部下的要求相当严格是很自然之事，香港曾敏之先生有专文评介过他。新中国成立初期，劳荣从解放区回来参加了《天津日报》创办工作，当时方纪、孙犁和劳荣都是主持人，可惜对这段往事的介绍很少。去年我参加文学研究所主编的《天津文学地方志》的工作，负责收集“翻译文学”部分材料，却到处找不到有关的史料，只查到新时期成立的“天津市翻译家协会”中的委员名单里有劳荣的名字，其余的只见到一小段翻译辞典里的记载，实在太遗憾了！
再来说劳荣的诗歌创作，其诗歌包括新旧体诗和一些诗论文章，数量不算多。他有三本诗集:《脚印》《天津之歌》和《敝帚诗抄》，这三部诗集正好反映出作者人生中三个不同时期的经历。特别是处女作《脚印》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色。王任叔和臧克家都认为这部诗集中充满了“热情的歌唱，含泪的讽嘲”，可以说是作者“个人的纪念品”。劳荣写的诗最初都是自由体新诗，属于一种拙直坦率、热情奔放的抒情诗，受东欧世界语诗人“信实通顺”诗风的影响最为明显，形式上有点近似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写法，但缺少深刻的思想性；劳荣也喜欢玛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和欧式的长短句错行的排列，但激情与力度不够，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在所难免。要想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需要长期摸索，诚如臧克家在为劳荣的再版序里说的，“把他自己的情感、思想，付给了它”，还是不够的。劳荣认为自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要在世界语诗歌中运用“美丽的词句画出美丽的心和梦”，可见他写诗相当用心，注意发挥诗歌的艺术魅力。我也认为他在呼应时代精神和开掘诗情深度上比较缺乏，但此后逐渐有所改变，如后来在《天津之歌》的新作中就有新的拓展，题材更多地跟社会生活贴近，写出了对天津解放后发生巨变的感受，如长诗《天津，从此成了人民的城市》等，内容和形式都清新可读。在当时，劳荣写的新诗数量并不少，解放初鲁藜也出版了几本诗集，他们俩都具有相似的情怀，但诗路与成就却大不相同。原因之一，劳荣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外国诗歌上面，他是一个知名的翻译家；原因之二是他与鲁藜的历练大不相同。
鲁藜也是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走上我国诗坛的，他归国前，在越南只读过高小，略懂法语。他家是贫困华侨，从小失学，当小徒工，在越南湄公河一带流浪过。1932年回国后，在厦门集美乡村师范只读了不到半年，充其量算个初中生。不过在他的人生旅途上出现了两处重要拐点，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首先是他到上海加入了“山海工学团”担任辅导员，在这里他深受进步文化的熏陶，陶行知、艾思奇等一些上海社会名流经常来“工学团”讲演与指导，鲁藜正好一边自学一边写作，和劳荣最初所在的社会环境相同，而且都自视为鲁迅先生的追随者。两位诗人在写作上，都是抒写黄浦江和炮台湾，反映大众的苦难生活和抗议游行活动，歌唱人民心中的梦想……其次，1938年秋鲁藜奔赴延安以后，诗人才真正进入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胡风的推举下，《延河散歌》一举成名。而此时（1938年）劳荣来到天津进入报业。一个投身抗战大洪流，高唱起战斗人生的颂歌；一个一心一意搞文学翻译，从事专业的文化工作，当然两个人取得的成果就大不相同了。诗歌美学的最高指向是写人的生命价值和真实的性情与灵魂，这一切都与个人的经历、修养与创造性相关，因此不同诗人的艺术取向和社会意义总是千差万别的。总之，这两位诗人各有偏好和贡献，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与怀念的。
2008年1月22日在京开会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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