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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难“毛公鼎”

时间:2022-08-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毛公特铸鼎记其事。叶公超七次受审,两次受鞭打、水刑。叶恭绰秘密嘱咐家人请古董商假造了一只假古鼎交与日军。叶公超秘密将毛公鼎转运香港。此后,叶袁夫妇还委托将叶公超两箱存书及衣物代售。驻英大使顾维钧对叶公超十分赏识。叶公超对代表团的行程和活动予以精心安排,给王世杰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0年6月14日,叶公超接到叔叔叶恭绰从香港发来的电报,6月18日他离滇赴港。原来叶恭绰在上海的潘姓小妾与之发生纠葛,要求分割家产。叶恭绰委派侄儿公超前去处理讼事。其实公超还有另一项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一件国宝。

上海沦陷时,叶恭绰仓促移居香港,他所收藏的一批古董书画没有来得及转移。其中有一件藏品为国宝级的文物毛公鼎。清道光末年陕西岐山董家村曾出土了一件西周宣王的青铜鼎,直耳,半球腹,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重环纹。鼎身铸有铭文四百九十七字,内容为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毛公,忠心辅佐周王。毛公特铸鼎记其事。其文为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被考古学家们视为至宝。此鼎先后辗转于西安古董商苏忆年、金石学家陈介祺、两江总督端方之手。民国后,端方后人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被叶恭绰购买收藏。

在香港时,叶恭绰就叮嘱公超:“英国人、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叶公超到上海后,潘氏即向日本宪兵队诬告叶是间谍,日本人从叶宅搜出一批字画和两把手枪,随即将叶公超逮捕。叶公超七次受审,两次受鞭打、水刑。顾毓琇回忆道:“公超在沪被日寇拘捕,严刑拷打,不屈不挠。曾在狱中用香烟纸写一小条,由其妹Julia嘱人携带重庆,指定交本人请转告当局及友好,他已誓死不屈,大义凛然。”

叶恭绰秘密嘱咐家人请古董商假造了一只假古鼎交与日军。经叶公超长兄叶崇勋通过赵叔雅、陈公博、汪精卫等人与日本人私下交涉,花了一大笔钱具结作保,关押了三十九天的叶公超终于被释放出狱。叶公超秘密将毛公鼎转运香港。叶恭绰后来将毛公鼎转让与华人富商陈永仁,1946年陈将毛公鼎捐赠给中央博物馆,毛公鼎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报人董显光

在香港蔡元培住处,叶公超见到了诗人戴望舒和剑桥同窗、北大同事温源宁,还见到了早在天津就相识的董显光。董显光(1887—1971)是浙江宁波人,曾经在奉化龙津中学担任过蒋介石的英文教师,与蒋介石私交甚笃。1909年,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资助下,董显光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三年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出任上海英文《民国西报》副主笔、驻北京记者,英文《北京日报》主笔。

1925年3月,董显光在天津创办《庸报》,1930年,任英文《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抗战爆发后,董显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1947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长。随国民党赴台后,曾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中央日报董事长、驻日本“大使”、驻美国“大使”、“总统府资政”。在董的劝说下,张学良晚年皈依基督教。董显光1957年获密苏里大学“新闻事业服务奖章”。著有《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蒋介石传》、《中国和世界报刊》等。

叶公超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曾在英文《北京日报》上读到过董显光的文章。在北大教书时,还与蒋光堂到天津《庸报》报馆拜访过董显光。此番在港相见,并不生疏。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此时专门负责国际宣传工作。董显光盛邀叶公超到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工作。已无心回昆明的叶公超爽快地接受了董显光的聘请。

是年11月11日,袁永熹携两个孩子叶彤叶炜乘机抵达香港与叶公超会合。翌年2月6日,袁永熹写信,请吴宓把为公超代领的米贴退给学校,告知公超已决定不再回来。此后,叶袁夫妇还委托将叶公超两箱存书及衣物代售。1941年8月29日,叶公超从香港给吴宓写信,告知他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驻马来西亚专员的身份前往新加坡工作,家属暂留香港。

到新加坡后,叶公超先是住在旅社里,后搬到国泰大厦下榻,借用中央社驻新加坡办公处办公。到任不久他就和当地英国新闻官施高德成为好朋友,两人都喜欢诗,常常到海边,边饮边吟,以诗联句为乐。

应新加坡广播电台之邀,叶公超到电台发表演讲,他迟到了十分钟,又喝得醉醺醺的,也没有准备讲稿,只是带了一些写有数字的字条。他走到麦克风前面就开讲,让电台的工作人员万分紧张。他侃侃而谈,列举了大量的数字介绍中国军队的战绩。他刚回到宿舍,电话就响了,施高德问他,你所列举的战果,不会有夸大吧?叶回答得很干脆:“绝对准确,您可以到大总督府查看你们武官有关这次战役的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叶公超曾组织了一支华侨义勇军,亲至前线协助英军防守。新加坡陷落后,他辗转爪哇、印度,回到重庆。记者陆铿回忆说:“第一次见到叶公超,就为他的气度所倾倒。记得是抗日中期,他从马来西亚脱险回到重庆,董显光先生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只听他侃侃而谈,对于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最难得的,是把新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而且流露了一股浩然之气。”

由于叶公超在新加坡的突出表现,加上他的剑桥背景,董显光决定委派他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主持对英宣传,并负责指导全欧的宣传工作。他还兼任驻英使馆的新闻参事。

驻英大使顾维钧对叶公超十分赏识。一次英国广播公司邀请顾维钧发表演讲,顾请叶代拟讲稿,叶根据顾提出的要点很快将稿子拟出,顾维钧大为赞赏:“这份演说稿,意见是我的,文字是乔治的。”

1943年12月3日,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率代表团访问英国,成员有王云五、胡政之、温源宁等。叶公超对代表团的行程和活动予以精心安排,给王世杰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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