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两场高考”

余红艺

人生的轨迹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选择决定的，据说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一般是七次左右。在1975年至1977年不到三年间，我直面两次人生转折点：到农村去，是我自己作出的第一个重大选择；参加高考，则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抉择。

一、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经历特殊“高考”

20世纪60年代，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遍及城镇每一个角落。我也被卷入这一洪流之中。

1975年夏季，我高中毕业，大妹初中毕业。按分配政策，我是三姐妹中大姐，出路有两条：一是下乡支农，二是找借口留城待业。父亲不想让女孩子去农村吃苦，想出一招：让大妹放弃继续读书，承诺年龄合格后支农，让我有资格留城参加工作。这样老大可以为家里挣点钱，老二在家待业两年，看情况再说。但我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这意味着妹妹会中断学业，这万万不可。我想我应该承担老大的责任，把机会留给妹妹，于是毫不犹豫作出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农村。

当时市教育局为了动员更多学生响应毛主席指示下乡，要求各中学的积极分子向全市毕业生发出倡议。我是宁波十一中学团委副书记，被指定牵头组织7所中学的学生干部共同发起倡议，还作为代表，在动员大会上宣读倡议书。这是我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发言。

1976年1月8日，我下乡那天，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广播喇叭里放着哀乐，家人神情悲伤，既哭总理，又为我难过。刚过17岁的我一片茫然，在农村会待多久呢？能再回城吗？准备行李时，我往木箱里装进一套知识青年学数理化丛书，并在心里暗暗下决心，好好干，一定还能回来。就这样，带着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信念和少得可怜的生活用品，我到甬江公社永红大队第七小队插队落户了。

现在回想起来，与高考有字之书不同，那段下乡时光是另一种形式的“高考”，只不过考的是生活和磨难这本无字之书。

和同学一起写倡议书

在人民大会堂发言

而当时年轻的我还没有这么乐观。在农村的两年时间里，经受身体极限考验，精神孤独煎熬，前途渺茫困顿，但凭着自己要养活自己的信念，尽可能多干活多挣工分，尽可能少用家里补贴，竟也在磨难和坚持中收获颇丰。

学会“脚抓实地”走路。清明时节是播种季节，做水稻秧田是个技术活。俗话说，“秧好八成年”。那年清明是阴天，气温较低，清晨我跟着老农脱掉鞋，露出双腿，赤脚走进水田里，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水冷得刺骨。我不好意思喊出声来，咬着牙，任凭双脚冻得通红，不过一会儿倒也适应了。但不知为什么，在水田里我走不稳，挪一步，滑一下，吓得叫了起来。师父赶紧过来，看看我的脚拇指状态，笑着说，你要脚趾抓地走路，劲要使在脚拇指上，这样才能又稳又快。哦，是这样，道理是懂了，但还是走不好。有时控制不住，来个“人仰马翻”，倒在水田里；有时也会一脚踏空或者来个趔趄，弄得浑身是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田里不知摔倒多少次后才学会走路，走路是学会了，脚却大了两码，从37变大到39码。现在每每说到“脚踏实地”这个词，我常常会联想到当年“脚抓实地”的情景。

学会挑重担。在农村最难过的劳动关是学会挑重担。刚下乡不久，村里农业学大寨，拆坟堆，修沟渠，整田地。那天劳动是挑砖土，大家都很关照我，给我的畚箕里只装一点点。但是一天挑下来，肩膀还是肿成“红馒头”。第二天，师父让我换肩挑，可左肩根本不受力。看到其他人挑着重担，快步流星，我清楚地知道，要养活自己，必须闯过这个关。后面的一段时间，几乎是在走一步路流一把泪中度过的，肩上起泡，血印渗出，衣肉粘连，咬牙再咬牙地坚持。半年后，才过了挑重担关。我的工分也从3.6分上升到4.6分（我们小队，最强男劳动力出工一天记10分，年终分配时每10分约1元钱，最强女劳动力出工一天记6分，每天6毛钱）。

学会隐忍和坚强。“双抢”是农村最紧张、最艰苦时节，顶烈日战高温，抢时间收割早稻，抢时间栽插晚稻，让晚稻有足够的生长期。从7月15日左右开始收割早稻，到8月5日左右插好晚稻秧，只有20天左右时间。农谚说“人误地一天，地误人一年”。因此每年到了“双抢”时节，每天早上三四点下田拔秧，到晚上8点多钟才收工，洗洗睡觉基本要到11点。

凌晨拔秧容易引来蚂蟥。蚂蟥是真正的吸血虫，它感觉特别灵敏，水一晃动，就知道人来了。稍不留神，就会被它叮咬，片刻工夫就能在腿上叮一个小洞，鲜血汩汩地流。有了腥味，更多蚂蟥涌来。我第一次被蚂蟥叮到时，吓得又叫又跳。蚂蟥叮住还不能用手拔，听说拔断那截会钻到皮肤里面去，只能拍腿肚，这样蚂蟥会自己掉下去。蚂蟥掉下了，腿上的血还在流，它吸走多少，就要流多少。蚂蟥这种吸血虫，生命力极强，用刀斩成两段，照样活。后来外婆为我赶制出脚套筒（比袖套筒长一点），才防住这可恶的吸血鬼。

大队民兵连洪塘打靶结束合影

早上的农活是割稻。割稻的人不能蹲着，要站着弯腰，屁股翘起，右手捏牢刀柄，左手抓住稻根，从右往左，一次割六丛，向前一步，再割六丛。大家拼命似的往前赶，谁也不愿意落在后面，因为打稻机就跟在后面追。不久我就感到力不从心，腰酸、腿酸、脚抽筋，记得当时是眼冒金星、手脚发软，双腿机械地往前挪动。

下午，农田笼罩着一天里最难挡的酷热。经过大半天暴晒，水田里的水滚烫，脚刚伸进去那一瞬，烫得人直咧嘴。要插秧了，双脚分开，站在烫水里，蹲下马步弯下腰。这时背上炙烤着一个太阳，胸前水田里又倒映着一个太阳，两个火球烤得人喘不过气来。插秧种田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割稻是从右向左割，步步向前；插秧刚好相反，从左向右插，步步后退。两腿分开站好，左手握住另半把秧，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并用，往左手里拿秧，一次七八株、十来株，拿一下插一下，像鸡啄米一样，动作要快，又像蜻蜓点水，手脚不能太重。

插秧时，我只能躲在田埂边上插，而我师父在田中间，插得又快又直，其他人则一个靠一个紧追。长时间弯腰曲背，最大的愿望就是快点种到头，一屁股坐到田埂上。这时恶劣天气下的体力极限考验着我，又热又累，又困又饿，人已经站不直了，我努力忍受着没哭。

暮色渐起，蚊子又开始肆虐起来，黑压压的蚊群在水田上空滑翔，迅速聚集在人身周围，隔着裹着汗水紧贴身体的衣服，突然之间发动猛烈的攻击。人忙碌的双手沾满了污泥，无法抵抗，全身只能任由蚊子叮咬，那种又痛又痒的感觉真正是苦不堪言。这种煎熬一般要持续到晚上八九点钟。

晚餐时，师父会让我吃杨梅烧酒里的杨梅。他说，身体浸泡一天水，需要吃下这个，去去湿。开始时吃两个，后来三个、四个、五个，这也许就是我能喝酒的开始吧。

就这样日复一日，很多女青年有请假的，有申请去晒谷场劳动的，可我坚持了下来。小妹妹那年13岁，暑假来陪我，可能看我太辛苦，有点心疼和焦虑。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到河埠头洗刷，说了一句，实在太热，跳下去算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下午我去上工，她跑到汽车站赶回家里，号啕大哭，告诉父母：姐姐不想活了！

不知道是如何度过那段高强度体力劳动日子的，只记得身体瘦了一大圈，20天体重轻了10斤。

“双抢”经历，是融入血液与骨子里的记忆，它带给我的感受，远非上面所写的几个画面能够完全表现出来，它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或许，就是在这一种特殊“高考”的经历中，我学会了隐忍与坚强，也迎来了真正的高考。

二、毫不犹豫放弃招工参加高考

1977年10月，下乡插队快满两年时，同时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大队分到4个招工名额，公交公司2名，重化局（后来改名为化工局）2名；二是恢复高考。但大队自行规定知青只能二选其一。

能进工厂，脱离面朝黄土背向天的日子是下乡知青强烈的愿望，表现好的知青容易得到大队的推荐。当时我在农村表现还不错，而这次招工名额多，自信被推荐的概率相对比较高些。那时知青们的第一愿望是改变身份，跳出苦海。

但是上大学是我更强烈的追求。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看见外婆在院子里缝被子，白白的新棉花，小碎花被面，崭新的被里。我问外婆，这是给谁的？外婆高兴地对我说：“为你舅舅上大学准备的，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也要上大学。”我舅舅成绩很好，正在准备高考复习冲刺。外婆用积累多年的棉花票和布票做新被子来迎接我们家大学生的诞生。这一幕可能是我要上大学的第一粒种子吧。可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断了外婆的念想。现在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岂能错过？我毫不犹豫放弃招工，决定搏一搏，参加高考。

三、预考“失利”

距离高考只有五十来天时间，我立即返城回家复习。但从何下手呢？“文化大革命”停止高考十年，积累下来数以万计的考生，学制各不相同，有的科目学习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没有考试大纲，没有复习范围，更没有老师系统辅导。好在母校宁波十一中学为历届毕业的考生开设了几堂复习课，市教育局在三江口大世界楼上会场组织了几次高考辅导公开讲座。辅导课往往有几百人参加，老师讲，同学们个个如饥似渴，大气不敢出，生怕漏掉一句话。但这种好机会不多，更多时候要靠自己复习。那时一天24小时，几乎都是在做习题，我把能找到的试卷都做了。现在想想人的大脑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么多知识点一下子灌输进去，竟也能像海绵一样吸收了。

一个月后，在二中预考。我踌躇满志走进考场。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十月”，我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写到“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结合十月出生的我，把“国家强大、个人努力，准备革命一生”联系在一起，一气呵成，自我感觉不错。但下午数学一开考就被一道题卡住，花了不少时间。^[1]接下来的题目难度也大，做一题卡壳一题，越做越心慌，越慌越紧张。该交卷了，许多题目还没做完，更不用说有把握做对。这对于从小学到高中历次考试一直拿高分的我来说，是致命打击，我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我是一个学习非常用功、喜欢考试的人。我从小就认为自己不够聪明，属于需要用功学习才能有好成绩的孩子。记得上小学时，碰到难题就会问我舅舅，他每次的口头语就是“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父亲常叮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小学老师讲述的乒乓球运动员“笨鸟先飞”的故事也总是激励着我。夏天晚上，院子里其他孩子们都在玩耍纳凉时，我把家里电灯线拉出来，点上蚊香，在屋檐下的圆桌子上学习，不管汗流浃背。在“读书无用论”盛行、学工学农是必修课的年代，我仍重视各科成绩，重视每一次考试，综合成绩不仅在班级一直位居前列，在年级组也是名列前茅。有一次数学考试，得了99分，全班第一，但我对粗心大意丢失的一分耿耿于怀，把这张考卷贴在蚊帐里，以提醒自己不再犯类似错误。还有一次期末考试，我感染上猩红热，好几天体温39度多，老师批准不用参加考试，但我仍坚持在床上复习不放松，考试那天，穿上厚棉袄，戴上大口罩准时到考场。

信奉“只要学习努力，就会有好成绩”的我，根本没碰到过这种糟糕情况，我又想起了舅舅对我的评语——不聪明、笨。那天晚上，我不知哭了多久。父母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慰我。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决定，跟父亲说：“还没开始就被淘汰，上大学看来没希望，只能认命了，今天就回生产队劳动去！”家里人都劝我等成绩出来，而我一刻也不想待在家里，不想见人，觉得很失败，很没面子。

回到村里，随着生产队的农民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在地里锄地劳动，望着不远处姚江铁路桥上远去的列车，19岁的我任凭泪水长流。一切都落空了，与机会失之交臂，迷茫失望弥漫着日日夜夜，我试图用高强度体力活来折磨自己，麻痹自己，以度过这难熬时光。

10天后一个中午，有人大声叫我到小卖部接电话。是父亲打来的，他告诉我，不但预考通过了，而且还是公社两名预政审对象之一。放下电话，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家。后来了解到大多数考生都考得不好，我语文考得不错呢！

回到宁波，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冲动是魔鬼——白白损失了10天复习时间。但是这次教训让我永远记住承受挫折、控制情绪的重要性，任性冲动的危害性。

四、战术“胜利”

离正式考试不到半个月了，我决定不再复习语文、数学，把复习重点放在物理、化学上。

天气渐渐转冷，室外寒风凛冽，屋内毛巾已冻成冰棍，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聚精会神解答各类题目。半夜12点，同学们回去了，我还要再做两个小时。那是一段废寝忘食的时光。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持续复习10多天后，终于迎来考试日子——1977年12月15日，我的考场在宁波一中。

这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的考试。我吸取前一次教训，认清自己能力水平，追求把会做的每一题做对，决不失分。按这个思路，我在每一次考试答题前，在草稿纸上都写上“沉着冷静”四个字，来提醒自己。

作文题目是“路”，我从“农村田埂路”，写到“机耕路”“农民康庄路”，结合自己“下乡走的路”、鲁迅的“路”，坚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下去，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感觉发挥正常。拿到数学考卷又傻眼了，其中有三道题目，题型都没见过。但这次我决定先把会做的做对，不会做的连碰都不碰。这样就有时间把会的题目连做两遍，确保准确。事实证明，这个战术奠定了成绩胜出。其他几门考试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化学和物理是放在一起考试的，整个过程是把会做的都做了。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我仿佛看到了灿烂春天，看到了美好未来，这回我很自信能考上大学了。

五、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

在学文还是学理工科的问题上，我和父亲有了分歧。我想学英语或者新闻，想当记者。父亲坚决反对，他怕学文科思维活跃，不易把握，容易犯错误。“文革”期间，他曾在慈城供销社代主任职位上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游街批斗过，心有余悸。我只好作罢，那就读理工科吧。父亲让我学激光专业，我压根不知道激光是什么。他告诉我：“昨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激光可以用来做武器，国防需要先进技术。”就这样，我第一志愿就填了浙江大学光仪系激光专业。那第二志愿填报什么呢？父亲想了一想说：“浙江是丝绸大省，你报丝绸工学院吧！”然后我又怯怯地问，万一两个都没考上，第三志愿填什么呢？父亲想都没想说：“那你就去治病救人，报考浙医大吧！”具有家国情怀的父亲就这样定了我的终身志向！

等待的时间感觉特别漫长，尽管我对自己能考进大学比较有信心，但心情还是忐忑、着急、焦虑。

大学入学时在校门口拍照留念

终于有一天中午传来消息，说考上大学了，下午公社张贴红榜。我一阵狂喜，不管被什么学校录取，都将改变身份和命运。我立即兴冲冲跑去看喜报，可从头看到尾都没有找到我的名字，这时脑子一片空白。消息有误？再看一遍，没有“余红艺”，但有“余红花”。我脸色发白地找到办公室相关人员，询问有没有可能抄错。

情况很快得到核实，确实是抄错了。我不仅被录取，而且是以第一志愿被浙江大学录取！顿时，原先还冷汗直冒的我泪如雨下，把工作人员都吓到了。

第二天，我病倒了，连续高烧，滴水不进，而且一度肝功能指标转氨酶升高。医生说是精神高度紧张，体力严重透支，情绪急剧变化造成的。眼看开学在即，我担心极了，入学还要体检复查呢！还是外婆镇静，说不要打针吃西药，改看中医。经过外婆精心调理，几周后身体就恢复了。

在那个年代，出一名大学生，是一个家庭的光荣，尤其是对拉扯我长大的外婆来说。她的兴奋和激动可能一点不亚于我。没有收入来源的她掏出积蓄多年的70元钱，为我置办了一个马皮箱，人站在上面都不会垮。她对我说：“好好念书，要争气！”我看着外婆的眼睛，坚定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我带着外婆的皮箱，带着她所有教诲走上一条新的求学之路！

两年艰苦的知青生活，一波三折的高考经历，两次人生选择对我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磨炼了我的意志，在痛苦中馈赠了我熠熠发光的珍珠。它也为我打开了两扇不同的窗户，一扇让我拥抱土地，体会农民疾苦；一扇让我拥抱知识，激发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理想。

40年后，追溯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感慨万千。我感恩邓小平，感恩农村的师父、知青朋友，感恩老师和同学们！

余红艺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注释】

[1]此处作者记忆有误。当年文化水平审核考试的时间是11月20日上午，连考语文、数学两科。语文的作文题目是“十月”“怀念”二选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