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缪称训
——君主修养论：诚心可以怀远
〔题解〕缪异之论，称物假类，同之神明，以知所贵，故曰“缪称”。
〔要略〕《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1），差次仁义之分（2），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3）。假象取耦（4），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5），应感而不匮者也。
〔一〕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6），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7）；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8）。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9）。”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10），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11）。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12）。”
〔二〕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13），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14）？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15）。”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三〕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16），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矜；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觖如也（17）。满如陷，实如虚，尽之者也（18）。
〔四〕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导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泽（19），而不可以昭誋（20）。在混冥之中，不可谕于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21），盖情甚乎叫呼也。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22）。”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23），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身君子之言（24），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25）。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26）。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27）。子之死父也（28），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29），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也（30）。故人之甘甘，非正为蹠也，而蹠焉往（31）；君子之惨怛，非正为伪形也（32），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义正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33）；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不能使无忧寻（34）。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35）：我其性与（36）！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37）！故《诗》曰：“执辔如组（38）。”《易》曰：“含章可贞（39）。”运于近，成文于远。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40）。释近斯远，塞矣（41）。
〔五〕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42）。其消息也（43），离朱弗能见也。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44），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45）。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6）。”
【鉴赏】 在结束了君主统御之术的论述之后，本卷紧接着对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了具体、详细的论述。因为在作者看来，一个君主要达到先圣的功绩，除必须具备的统御之术外，还必须重视自身主观的道德修养。就君主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来说，仍然不离“道”与“德”，即清静无为，同时君主还必须具有仁爱之心。所以本卷在以“道”、“德”为本的前提下，引用了不少儒家的学说和观点，对诸如“仁义礼乐”等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便是本卷《缪称训》的真实含义，即作者在坚持道家学说的前提下，将与道家相异差错（“缪”）的儒家道德修养论引述叙说（“称”）其中，糅合兼用。用《要略》中的话概括之，也即“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
开宗明义，《缪称训》首先以精辟的语言强调了君主在国家中的核心地位：“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紧接着，作者立即指出秉有至德的君主能够切实地奉行万物谐和之道，即所谓“从天之道，与元同气”；而其关节点则在于《周易·同人》卦辞所提示的与臣民上下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无岐道旁见者”。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即在于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在我们节选的第二段文字中，作者即通过摆道理、举例子的方式来突出强调了“慎德”的重要性。在作者看来，如果施与别人丰厚，那么得到别人的回报也丰厚；如果结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祸害也必然深大。以《诗经·大雅》中对于武王的赞美为例，武王正是因为能够从爱护每个人做起，所以才能够积聚成崇高的功德，最终使得上下同心同德，战胜与民构怨的无道纣王。因此，君主必须重视修养自身的德行。关于“慎德”之“慎”，在虽未称帝但却被推尊为“素王”的孔子及其弟子中有着最为突出的修养工夫之实践，如孔子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弟子曾子则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同时，作者还看到，“能善小，斯能善大矣”，道德修养是要从一点一滴的小善逐渐积累起来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成圣成德，就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每一件与自己有关联的事情都要注意。对于自身修养善德，必须能够如此这般的持之以恒，才能够“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正所谓“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君主只有每天都勤勉地行善才能够最终成就光辉的美德。周武王能够“慎德”，周文王更是“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正是因此，才有《诗经·大雅》中对于周王国虽然是古老之邦，但其国运却正在新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肯定与赞叹。
此外，作者还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需要有一种舍利而就义的勇气。在我们节选的第三段材料中作者集中阐述了这一点：君子看到他人的过失而忘掉批评他人可能会受到责罚，因而才敢于直言进谏；君子看到贤才而忘记举荐贤才可能会使别人地位超过自己，因而才乐意让贤；君子看到衣食不足者而忘记周济别人会穷了自己，因而才能慷慨解囊给予施舍。
而在君主之道德修养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要能够真诚，努力做到“以诚感人”、“以情动人”，我们在这里节选的第四段文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在作者看来，精诚真心可以用来神妙地感化他人，以情感人的作用要远远超过以说教规劝人的作用。正是因此，舜不离坐席而天下大治，夏桀不出宫门而天下大乱，这些都是由于君主的心性之修为所造成的结果。正所谓“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作者在这里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百姓支持自己的君主，主要是由于君主做到了言行一致。
关于“诚信”的道德品质，在先秦诸子的文献中有许多相关论述，如儒家之创始人孔子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墨家之创始人墨子则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道家之创始人老子亦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八章》）中国上古时期的先哲们可谓把“诚信”的道德品质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对此，西方近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康德亦曾反复强调，并指出人性中真正腐烂和肮脏点是撒谎癖，撒谎的能力。初看来可能令人吃惊，因为现代人一般都将杀人放在诸罪之首。现代哲人中好像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康德的同道，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德米特里问长老他必须做什么来获得拯救，长老的回答是：“首先决不要对你自己撒谎。”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中国古代先哲和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道德完全是人自己的事，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责任与问题，只有对自己的良心“诚信”，在每一个当下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方称得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最终也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与爱戴（张汝伦《坚持理想》）。正如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一切道德的根据都在我之内心，依照自己当行之道谐和地处事待物，自然也会得到积极的回报，最终达至一种和乐的境地。
由于“真诚”、“真情”的重要性，《礼记·中庸》甚至把“诚”提升到了天人共由之道的高度：“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正是基于此，《缪称训》认为这种“以诚感化”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现象，“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爱谕焉者”，“鹰翔川，鱼鳖沈，飞鸟扬，必远害也”。由此，《缪称训》赞叹道：“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所谓“不言之用”，也即以诚感人、以情动人。
最后，作者又回到道治的观点上来，反对过分地使用刑罚，认为治国若张瑟，不可将弦绷得太紧太急，如果将法令制定的太苛刻，就有可能导致民乱，正如作者所说：“水浊者鱼噞，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历史的事实证明，制定严厉法令者也无好下场，“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其实，作者如此强调，无非是想突出他的道治主张，特别是“以诚感人”、“以情动人”的作用。正所谓“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君主只有平时修身养性保持正直纯洁，做一个正派人而不偏离正道，才能够用这种至诚的精神来影响、感化别人，由上及下，层层影响，从而使普天之下、四海之内都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总而言之，本卷以君主的德性为中心，强调了君主的道德修养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认为君主应当有一种舍利而就义的大智慧、大勇气，从身边的每一件与自己有关联的小事做起，“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最终由内而外，达到“以诚感人”、“以情动人”的目的。本卷虽然借鉴了许多儒家学说，强调君主应当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但实际上仍然是以《淮南子》所一贯主张的自然无为的道治理想为前提，主张以道、德为本，以仁、义为用，认为君主应当以精神修养为本来感化臣属以及天下，从而达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本卷标题中“缪称”之“缪”也正说明，本卷引用的诸多儒家言论，只是君主道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淮南子》政治哲学的最高理想，仍然是以“和顺以寂漠”为特征的“太清之治”。
（刘康德 张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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