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笔下的男性形象

屠格涅夫在塑造了一系列纯洁刚强、热情高尚的女性形象外，还塑造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男性形象：他们虽有禀赋却无法施展、性格软弱，最终流于浅薄。他们就是由于他的《多余人日记》而被冠以“多余人”的男主人公们：楚尔卡图林、恩先生、罗亭、巴扎罗夫，尽管这类形象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贯穿19世纪俄罗斯文学始终。这里我们重点分析罗亭和巴扎罗夫两个人物。

6.2.1罗亭是行动上的矮子，语言上的巨人吗？

综观小说里罗亭这个形象，他的口才主要表现在与人交谈时旁征博引，知识渊博，表达上滔滔不绝，酣畅淋漓，富有表情，给人演说家的印象。而毕巧林无论如何不是演说家，只是不说则已，一说就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小说中安排罗亭寄住在娜塔里娅家的乡村大厦多日，使得大家有机会和他聊天，使得他得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并且拥有了听众。在渲染罗亭的口才方面作家采用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

小说中有几个典型谈话场景：罗亭与毕加索夫的唇枪舌剑，罗亭与娜塔里娅从相识相爱到分手的四次对话，罗亭与沃伦采夫的谈话，罗亭与列日涅夫在小说末尾的长谈。这些属于正面描写，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罗亭的口才。当罗亭与毕加索夫辩论时，你来我往，步步紧逼，罗亭的话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而毕加索夫则表现显得有些拙劣，只是单纯的否定或不满罗亭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人的观点，因此狼狈地败下阵来。一次普通的聊天最后转变成了一场话语争锋。

当罗亭结束与毕加索夫的辩论后，女主人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随便拿出一本法语小册子递给他，罗亭就此侃侃而谈，这里作者采用了侧面描写来突出主人公的口才。这种侧面描写即米尔斯基所说的“旁观角度”，“即描述他的行为、语言以及他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而不涉及他的内心”（米尔斯基，261） 。

罗亭充满智慧和热情的话深深吸引了大家。“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为自己的新发现感到自豪，她甚至开始考虑怎样把罗亭介绍给上流社会了”^[6]；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听不懂罗亭的那番宏论，可她同样感到惊讶和喜悦；她弟弟也不胜惊喜；潘达列夫斯基注视着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内心充满了嫉妒；经历了与罗亭最初的话语交锋后毕加索夫有些气急败坏，因为听众中只有他表现出了不屑，甚至认为花500卢布可以买一只比他唱得动听的鹦鹉。

“但是受到震撼最大的要数巴西斯托夫和娜塔里娅了”（34）。巴西斯托夫是达丽娅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刚毕业的大学生，“巴西斯托夫几乎屏住了呼吸，张着嘴，睁大了眼睛，坐在那儿听得入了神，好像有生以来还从未听过别人说话似的；娜塔里娅的脸通红通红，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罗亭，那双眼睛时而流露出忧郁，时而放射出异彩……”（34-35）

屠格涅夫还把这种反应从现在时一直延续下去，亚历山德拉和弟弟在回家的路上还在夸赞罗亭的口才；潘达列夫斯基又佩服又嫉妒；“巴西斯托夫彻夜未睡，也没有脱衣服，直到天亮还在给莫斯科的一位朋友写信”（41）；娜塔里娅一夜未睡，脉搏狂跳，声声长叹。在罗亭与娜塔里娅第一次单独交谈中，作家既和盘托出交谈的内容，又有听众的反应。罗亭跟娜塔里娅谈论诗歌，谈论义务。这时说话的效果是通过家庭女教师邦库尔小姐的反应体现出来的：“她虽然在俄国呆了四十年，听俄国话依然很吃力，因此她对罗亭口若悬河，娓娓动听的口才只能感到惊讶。不过，在她眼里，罗亭似乎是个技艺高超的歌手或者演员之类的人物”（54），可见罗亭说话时的表情和声调也感染了这个法国女人。屠格涅夫的这种写法不禁令中国读者想到乐府诗《陌上桑》中关于罗敷之美的描写：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在这些穿着打扮的正面描写中读者还不能感受罗敷之美，人物只是出场亮相而已；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段经典描写中，罗敷之美正是通过不同观众的反应展示出来的。这种侧面描写比作者直接表达罗敷如何如何美更令人信服。

此外，在小说《罗亭》中这样的侧面描写还出现在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和列日涅夫之间的谈话中。列日涅夫是罗亭的老朋友，非常了解他，尽管他对罗亭的评价颇有微词，但是也承认了“罗亭很有口才”这一事实。在他们年轻时的聚会上，大家都各抒己见，尽情畅谈，当时罗亭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口才。“罗亭站在房间中央高谈阔论，他口若悬河，完全像年轻的狄摩西尼当年面对汹涌的大海在演说。头发蓬乱的诗人苏鲍金不时发出梦呓般的赞叹；四十岁的大学生席勒，一位德国牧师的儿子，他一向沉默寡言，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开口，因此被我们称为深刻的思想家，这时候席勒似乎更加严肃地三缄其口了。就连平时喜欢说笑的西托夫，我们聚会上的阿里斯托芬，这时候也安静下来，脸上露出笑容；两三位新成员听得津津有味……长夜就像长了翅膀似的，悄悄地，不知不觉地逝去。”（72-73）这段的描写方式和前面大家听罗亭谈论那本法语小册子的写法是如出一辙，可见这是屠格涅夫比较喜欢和擅长的描写方法。演讲和表演的效果都是需要听众和观众来评判的，因此作家侧重听众反应的写法就显得很有说服力。

除了这种侧面描写外，小说中还通过人物对罗亭的直接评价来突出他的口才。列日涅夫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讲述罗亭的身世时，还特别强调了他的口才，他提到自己敬仰的波尔康斯基，但是论口才，认为“罗亭的口才当时就比他强二十倍”（70），“罗亭更有光彩，更善于辞令，……罗亭可以把任何一个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争论起来可以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70），还称赞罗亭博闻强记，非常吸引年轻人。他特别强调了罗亭的言论当时给他们聚会的伙伴们带来的影响：“听罗亭一讲，我们似乎第一次感到我们抓住了这种普遍的联系，我们终于茅塞顿开。……我们原有的种种知识理出了头绪，所有分散的、互不连贯的东西突然都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整体，像一座高楼大厦那样耸立在我们面前，显得那么辉煌灿烂，生机勃勃……从此再也不存在什么缺乏意义、偶然性的东西了。一切都体现出合理的必然性和美，一切都获得了既明朗又神秘的含义，生活中每一种孤立的现象都发出了和谐的声音，而我们自己中每一种孤立的现象都发出了和谐的声音，而我们自己，则充满了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情，一种甜蜜而由衷的激动，感到自己变成了永恒真理的活的容器，活的工具，担负着伟大的使命……”（71）尽管列日涅夫回忆起年轻时的聚会觉得有些可笑，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可我要重申一遍，当时在许多方面，我们从罗亭那儿受益匪浅”（71）。列日涅夫这段话对认识罗亭很重要，根据他的总结，罗亭的言论是对哲学思想的高度提炼，他不是漫无边际地谈。因此经常聚会，他的言论对大家产生了启蒙作用，使年轻的伙伴们思想上成熟起来，对自己的认知也提高了。

罗亭给大家留下的能言善辩的印象还表现在他对人的剖析上，这点深受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的赏识。比如他对毕加索夫和列日涅夫先生的评价。他承认毕加索夫是个聪明人的同时，指出了他否定一切的缺点。“我认为，否定——全面而彻底地否定——是没有好处的。只要否定一切，就很容易捞个聪明人的名声……生活——生活的本质——也会从您狭隘偏激的目光中溜走，结果您只能成为愤世嫉俗的人，充当人们的笑料。谁拥有一颗爱心，谁才有否定和指责的权利。”（43）听了这番话后，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对罗亭的评价是：“您真是个知人论世的大师啊！”（43）后来罗亭又对列日涅夫进行了剖析，“他们都想标新立异，毕加索夫装成靡菲斯特，而他装成犬儒主义者，这中间有很多利己因素，自负的因素，但是缺少真诚，缺乏爱心。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策略……”（49） 。“你分析人真是入木三分，在您面前谁也无法掩饰自己。”（49）这是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第二次听到罗亭对熟悉的人做分析。

作家在塑造罗亭这个形象时，除了采用上述方法外，还运用了对立和相近法则。小说中与罗亭形成对立的人物是毕加索夫，他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还攻击女人，“他从早到晚骂个不停”（15），“他浑身上下的一切，似乎都充满了怨气”（15）。他和罗亭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的辩论显得非常激烈。整部小说中只有他对罗亭没有好感，对罗亭的评价尖酸刻薄。而与罗亭精神上相近的是列日涅夫，他既看到了罗亭的缺点，又看到了他的优点。他认为，罗亭的缺点之所以特别明显就因为他不是平庸之才。他的缺点在于他不了解俄国。当时大家都处于麻木、冷漠、懒散的状态，罗亭的热情是难得的，他对唤醒沉睡的人还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这个人不仅是善于使你深受感动，还能推动你前进，而且不让你停顿，他让你彻底改变面貌，让你燃烧！”（129）如果说毕加索夫一味地否定贬损罗亭，那么更了解罗亭的列日涅夫则愿意看到他的优点，处处为罗亭辩护。“上帝保佑，但愿不幸能够克服他所有的缺点，只保留他的优点！我为罗亭的优点而干杯！”（130）作家通过不同人物视角审视罗亭，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既有光泽也有瑕疵。

小说中的罗亭不仅有呼号的热情，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不停地在践行着他的理想。他与人合作打算经营田庄，推行各种改良和革新，带了很多农业书籍，但是合作由于双方性格不合，以失败告终；后来又与人合作办公益事业——疏浚河道，使之通航，但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停工；后来罗亭又到中学里谋职，企图利用自己的口才，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在新的岗位上非常敬业，为写一篇导论，足足花了三个星期。后因遭到同事排挤诋毁，被迫辞职。最后死在巴黎的街垒战中。“一手举着红旗，另一手握着弯弯的钝马刀，扯着尖细的嗓子在拼命叫喊，一边向上爬，一边挥舞着红旗和马刀。”（150）这是罗亭死前定格在读者视野里的形象，也许像列日涅夫总结得那样：“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可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可以没有俄国。”（129）罗亭总有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但是对自己认识不够，对所做事情缺乏足够认识和规划，因此屡遭失败。他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屡遭不顺，但他没有泯灭做事情的热情。

很多研究者把罗亭视为“多余人”家族中的一员，较关注他的性格弱点，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给罗亭以很高的评价。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罗亭是个胸怀共同事业、完全忘我的热情的人，是和别里托夫、毕巧林迥然相异的人；高尔基主张要肯定理想主义者罗亭作为宣传家的功绩；我国学者姜椿芳认为，罗亭也进行实际活动，不能说他是个多余的人；朱宪生在他的专著《诗与散文之间》则把罗亭称为启蒙者。罗亭不是空想家，他有思想有抱负，也一直在践行自己的伟大的规划，只是他没有碰到对的人，没有碰到看重他才华而忽略他个性中缺点的人，导致他总是与现实碰壁。罗亭尽管要做的事都失败了，但他毕竟以自己的热情和思想影响过很多人，为自己的梦想奔走过……

6.2.2《父与子》——巴扎罗夫与屠格涅夫的“多余人”形象

作家力图从巴扎罗夫的出身、肖像、言谈举止和主张等方面来达到他的创作任务：刻画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出身而言，巴扎罗夫的祖父是耕地的，父亲是乡村医生，巴扎罗夫外表长得一般，长而瘦的脸，宽额头，“一双发红的手”；在接人待物上，不拘礼节，甚至打破了繁文缛节，道德标准。初识巴扎罗夫，阿尔卡季的父亲觉得“这个医生的儿子，不单没有一点儿对长者的敬畏，甚至答话有气无力，心不在焉，傲慢粗暴”^[7]。帕维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卡季的伯父“打心眼里恨这巴扎罗夫，认为他自高自大，流气十足，厚颜寡耻，是个贱民”（243）。与农民打交道时，直接用外号称呼其人。他不矫情，用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知识和意志获得独立，赢得尊重。小说中是借阿尔卡季之口表达“什么是虚无主义”的，“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221），“虚无主义者是指这样的人，他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奉作信仰，不管这准则是多么受人尊重”（221）。在巴扎罗夫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争辩中，在与奥金左娃的对话中，推广了他的虚无主义理论。小说中有两处主要的辩论场景：巴扎罗夫和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谈话，巴扎罗夫和奥金左娃的对话。

“‘您这话倒叫我不明白了。您是在污辱俄罗斯人民。我不能理解，怎么可以不承认准则和规范。我们行为的依据又将何在呢？’

……

‘我们认为有利，我们便据此行动。 ’巴扎罗夫说道，‘现在最有利的是否定，所以我们就否定。’

‘否定一切吗？’

‘一切。’

‘怎么，不单否定艺术，诗歌……而且听来都觉得可怕……’

‘否定一切，’巴扎罗夫不容置疑地说。

……

‘你们否定一切，或确切说你们破坏一切……但也要建设呀！”

建设不是我们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扫干净。’

‘……不，不！’帕维尔突然兴起，‘我不愿相信，先生们，你们真的了解俄国人民，真的代表了他们的需要和追求。不，俄国人民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视传统为神圣，他们恪守宗法，他们生活中不可没有信仰……’”（249）

帕维尔认为巴扎罗夫们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巴扎罗夫当即反驳道：“人民认为打雷是先知伊利亚乘着风火轮马车在天空驶过，怎么的，我该同意他们的说法吗？再说，他们是俄罗斯人，难道我就不是？”（250）在接下来的争论中，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发现，侄子阿尔卡季所说的虚无主义还包括揭露、谩骂和破坏。但巴扎罗夫同时既否认空谈，又反对行动。而他自己却饶有兴致地去抓青蛙，要解剖它，从而了解人体的内部结构。巴扎罗夫所倡导的虚无主义给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留下了他们这一代人过于骄傲的印象。

奥金左娃与巴扎罗夫关于艺术功能的争论：前者认为艺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和研究人，而后者认为，认识人是靠生活经验的，人和人彼此很相似，不值得费劲去研究单个的人。

在他的言辞中，经常出现动词：“不相信”“否定”“改变”“破坏”“一开始就要清除、铲除”。企图彻底摧毁现有的社会体制。他知性，果敢，坚定，自信，爱做实验。他战胜了所有“多余人”前辈的激情和弱点。

巴扎罗夫是站在十字路口的悲剧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预言性的人物，是20世纪未来派的先驱，马雅可夫斯基的前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不是有着与巴扎罗夫惊人的相似吗？

在《父与子》中巴扎罗夫否定原则，否定艺术，批判人民，歧视女人。但是当巴扎罗夫爱上奥金左娃时，却无法否定爱情。青春的力量，生物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偏执的虚无主义。

小说中有两处彰显了他男子汉的气派：接受帕维尔提出的决斗，帕维尔受伤，而巴扎罗夫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给病人治病意外感染，心怀着“俄罗斯需要我”的远大抱负，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死去。作家为了证明巴扎罗夫思想的影响力，还安排了两个追随者：阿尔卡季和西特尼科夫。前者后来放弃了巴扎罗夫的思想，后者却企图继续巴扎罗夫未竟的事业。《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与罗亭所持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身上既有罗亭的抱负和理想，又有毕加索夫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和蔑视女人的特点。与罗亭最大的区别就是，“罗亭有知识，而无意志，巴扎罗夫既有知识又有意志”。批评家皮萨列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巴扎罗夫而言“思想与行为是一致的”。这也正是巴扎罗夫作为艺术形象高出“多余人”前辈的地方。但是他的虚无主义将他带入了一个很危险的死胡同。与罗亭相比，巴扎罗夫是不善言辞的。罗亭是尊重原则的，他认为，“假如一个人缺乏坚信不疑的原则，缺乏坚定的立场，那么他怎么会知道人民的需要，人民的作用和用途呢？”（33）巴扎罗夫认为，为建立新秩序先要清除一切，否定一切，甚至包括艺术。不同于罗亭，他是否定哲学的，因为他把哲学等同于浪漫主义。

尽管罗亭的形象要比恩先生丰满得多，他在辩论中表现出了他的意志和才华，在行动中表现出他的理想和热情，但面对爱情的选择时也退却了，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罗亭，最后以一个革命的呼号者的形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也被视为屠格涅夫“多余人”画廊中的一员，他继承了父亲的软弱性格，妻子瓦尔瓦拉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欺骗他，他欲爱不能，欲恨不能，在对待妻子的态度上优柔寡断，使得丽莎无法执着地爱下去，拉夫列茨基也没有勇气和力量来争取和保护与丽莎的爱情。纵观整个小说，拉夫列茨基已经是代表渐渐老去的一代贵族，没有了血气，能量，没有了冲劲，在爱情上表现得温温吞吞，不痛不痒。尽管时常忏悔自己愧对祖先，浪费光阴，但是在小说中的确看不出他有什么行动和建树，烦闷了就出去漫游。小说中仅用这样一段吝啬的文字记录了拉夫列茨基的有所为，他“成了一个很好的当家人，确实学会了耕作土地，并且确实不是为一个人而操劳，他竭尽所能地保障他的农民的生活，并且要使他们所过上的日子长久保持下去”（171）好像爱情上的打击不仅没有摧毁他，而且使他变得更高尚起来。

批评家斯特拉霍夫曾给予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屠格涅夫揭开了被普通眼睛所遮蔽的一些东西，深入到了事物的实质。在评价巴扎罗夫这个人物时，他认为，“无论从巴扎罗夫对人民的态度，思维方式还是语言的简洁中肯来看，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相比，巴扎罗夫是最俄罗斯的”^[10]，“他是个充实的、非常有血有肉的人，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人”，甚至称他为“生活之浪”“未发育好的胚胎”“被创造的人物”，同时也指出了他傲慢自尊的一面。批评家也看到了小说的矛盾所在，发现了巴扎罗夫与生活本身的冲突，他认为，“巴扎罗夫是一个理论的人和被理论打造的人，最后还是被生活本身打败了”（Страхов，2003）。

巴扎罗夫在他倔强的坚持中，在他有些亵渎祖先的话语中，彰显了平民知识分子青年一代的活力和血气。巴扎罗夫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与前辈大同小异，有他渴慕的对象，但他爱的表白遭到拒绝之后也就退缩了，他的意志力在此没有发挥作用。小说中巴扎罗夫除了传播他的虚无主义观点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解剖青蛙，这是他唯一崇尚的科学事业。他的另类观点令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为代表的长辈瞠目结舌，追随他的阿尔卡季在思想上最后与他分道扬镳，他刚投身到治病救人的伟大实践中却在偶然事故中离世都暗示了他伟大主张的乌托邦性。如果说罗亭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富有哲理的，他一直在奔波，在践行自己的思想，有时也有对自己的反省，而巴扎罗夫的观点更极端，显得过于自负清高，他超越罗亭的就是他思想上的狂放不羁，他的行动力不见得比罗亭好到哪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没有给自己的思想找到栖息之地，他们最后悲剧性的结局在暗示他们命运的必然性：他们活着是永远漂泊的浮萍，死了“就和一切和解”了。

《父与子》成为屠格涅夫探索新人形象、探索男人形象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不仅在其诞生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成为俄罗斯作家永远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