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从冲突走向和谐

三、舆论从冲突走向和谐

社会学家科塞(L.Coser)认为,冲突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3]。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产生冲突,它虽然具有危害性,但在其他途径无法解决的条件下却能调整社会关系,实现公平目标。矛盾双方在发生冲突时,应学会利用冲突发现真理,认识自身的缺陷。政府借此建立健全相应的公共秩序,防范不必要的舆论冲突,为形成社会和谐与舆论和谐创造前提。

舆论冲突中的辩论,使真理越辩越明,首先让大量聆听者的意见开始接近,最终走向和谐一致。弥尔顿最早论述了辩论的这种舆论意义,他写道:“让她(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便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4]在他看来,不同意见之间展开自由辩论,错误意见遭受到批驳,最终可以认识真理。但是后来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辩论不能达到对的真理的认识。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就曾指出:“若谓真理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占优胜,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5]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委员霍京曾指出一条悖论:“如果一个人确立了一个原则,即要把一切原则都放到辩论的熔炉里,结果什么是给辩论作结论的原则呢?他又有什么办法从一些臆说的无休止的反复交锋中摆脱出来呢?”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宣布自己是胜利了或是失败了,因此,人们无法通过辩论得出结论^[6]。上述理由从两方面反驳了弥尔顿的观点:辩论本来就难以得出结论;即便能够得出结论,也不一定是真理。但这些结论并未贬低或否定辩论的舆论意义,只是对它作了重新解释,即辩论的舆论意义不在于得出真理,而在于防止非真理性的意见钳制舆论,避免某一意见垄断观点市场。任何观点,如果一旦被置于不允许质疑的绝对统治地位,就相当于一个并非正确的意见垄断了舆论,使人必须将含有谬误的意见当作绝对真理来遵从。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影响也十分恶劣。

辩论实现了意见之间的平等。只要存在辩论,就能有效地避免拥有权力的人或群体确立自己意见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助于形成舆论多元化的局面。辩论可以引发人们对问题作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使舆论朝理性的方向发展。在辩论中,一个观点经受不断的质疑与思考,“启发参加讨论者的智力和胸襟,开阔他们,而不使他们受挫折和遇到困惑”,从而“锻炼出更坚强、更自觉的公民”^[7],为社会舆论走向和谐创造条件。

舆论是社会关系的晴雨表,时时又在营造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主要的社会关系——广大劳动者和企业家阶层、民众同警方一旦发生肢体冲突,各自收敛自己的行为,诉诸法律或以诚恳谈判解决分歧,是达到舆论和谐的唯一途径。社会各方为避免武力冲突,不能肆意发出挑衅言辞和行为,政府与警方的克制与同民众主动协商,是关键因素。冲突双方的意见始终在行为上保持平和,经过谈判和意见交流,终究会达成协议,出现舆论和谐。实际上,当政府、公众和经济实力雄厚的集团不过分强调单方面意见,都融入主导舆论,创造舆论和谐就具备了条件。

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必须化解舆论激化,从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本身意味着对区别与差异的容纳,在区别与差异的基础上达成秩序,这是在尊重主导舆论的同时也重视非主流舆论的存在下实现的。营造和谐舆论环境,重在疏导消极的、情绪化的舆论因素,导之以积极、理智、平和、建设性的社会意见。讨论社会问题,抛弃语言暴力,用真理化解疑惑和曲解,在主流舆论积极、理性的引导下达成共识,标志舆论和谐的出现。舆论渠道的堵塞,舆论表达的失衡,广大群众有话无处说,是消除舆论激化的重要障碍。形成合理的舆论结构,在多元舆论中不仅有主导舆论,非主导舆论也有活动空间,相互交流和吸纳积极因素,为舆论和谐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