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隔离但平等”——美国隔离教育政策的困境
华人在美国长期遭受种族歧视，教育上饱受隔离教育政策的限制。尽管教会学校一直强调平等，“我们从《圣经》中学到，只要心地纯正，耶稣会像爱美国男孩一样爱华人男孩”，但是现实生活的不平等和隔离的教育现实一直困扰着华人孩子幼小的心灵。
19世纪末旧金山华裔学生正处于成长期，接受中式和美式的双重教育，接受中美两种文化的熏陶，自然要面对二元文化的认同困境。尽管教会学校的老师会在课堂上强调华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一样，都是耶稣的子民，但是政府施行的隔离教育政策否定了土人华人具有美国公民的平等社会地位。同时，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华裔学生会视美国为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们在这个国度里却缺乏安全感，备受歧视，他们的自我认同非常困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毕竟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是一个种族意识强烈的社会，法律上、文字上的种族平等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内战之后的黑人就是例子。
总之，美国的教育体系给华裔学生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现实中却不能给予他们美国社会的平等地位。这也注定华裔学生在二战之前经受更大的困惑，他们追求同化，希望获得美国社会的接纳与平等对待，但是屡受挫折。即使完成大学教育也不能成为他们成功攀登美国社会阶梯的敲门砖，只能委身于唐人街工作。
（二）美国化与中国情——华人子女身上中美文化的初交锋
美国白人改革家很早就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塑造移民子女成为模范美国公民和忠诚基督徒的重要性。早在1867年，《旧金山阿尔塔报》（San Francisco Alta）就指出公立教育有利于华人子女的同化：“希望教育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华人子女幼年的时候，向他们灌输的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化观念会长久地扎根在他们心中。”[16]
美国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是华裔学生接受同化的主要渠道。为了达到同化目的，教师会有意识地消除移民身上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习惯”。例如，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不鼓励华人子女在学校讲中文，却特别强调英文的学习与训练。学校还会组织华裔学生参与各类节日庆祝活动。1897年，华人初等学校组织了公开的圣诞夜节目表演，用于展示华裔学生的才能。一些华人父母认同并积极参与了这样的活动。[17]英语学习对华人子女的同化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同化总是从模仿行为和学习语言开始的，但是如果只有模仿而没有语言的沟通，是不可能完成同化的。语言是同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同化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8]
面对学校教育灌输的价值观，华裔学生也不是完全地被动接受。尽管许多华人孩子在学校积极参与节日庆典的各种活动，但是中国农历新年仍然是旧金山唐人街最受欢迎的节日。根据学校的报道，为了准备农历新年，这一周很多华裔学生都没有到学校上课。[19]华人子女进入教会学校，也只是学习的权宜之计，因为白人学校排斥华人。他们到教会学校也不是为了学习基督教教义，而是为了学习英语等世俗科目。此外，父母送子女到中文学校读书，也有减少华人孩子在学校教育中受美国化和基督教化影响的目的。
总之，19世纪末的旧金山华人子女成为中西学校教育的施教对象，中西文化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初次交汇。毕竟主流社会的影响是强大的，华人子女这颗在美国土地上成长的中国种子，尽管有华人父母对子女同化的抵制态度，但是在学校教育下，很多美国的价值观念已经内化成为华人子女内在的一部分。因此19世纪末的华人子女已经初显“外表貌似东方人，内心实则美国人”的迹象。
（三）挑战父母权威——美式学校教育引发的代际冲突
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激励着华人父母为子女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但是华人家庭首先遭到受美式学校教育影响的华人子女的挑战。华人子女基督教化和美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削弱了华人父母的权威，对华人的文化观念也提出挑战，这引起华人家庭的代际冲突。
早在1888年，教会学校的老师就注意到对华裔学生实施基督教化对华人家庭生活的巨大影响。西方学校的巴斯金（Baskin）女士收到学生的一封来信：“亲爱的老师：我有一些话想对您说。我的父亲要带我去寺庙参加拜神活动，我不愿意去，导致我的父亲认为我不孝顺，也不尊重他，后来我只好去了。老师，请原谅我吧。”巴斯金女士回信说：“我在信里看到了一个积极思考、带有良知的男孩，尽管他还不是基督徒。他拒绝到寺庙拜神，直到被父亲认为不孝，才勉强同意。”[20]这封信体现了学校教育传递的基督教信仰与华人父母宗教信仰的矛盾。家庭矛盾的产生，是因为华人孩子上学以后与学校教师以及唐人街以外白人的接触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意识，他们逐渐依靠或听从学校教师的教导，认同教师教授的知识和传授的思想。
此外，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部分从未受过英文教育，只有部分华商有教会学校的英语学习经历。子女上学以后，他们的英语技能远远超出父母，他们代替父母阅读文件、签订合同，他们在家庭中的作用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在中国传统社会，子女要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华人子女通过教育成为父母生活的指导。外界思想的引导和子女自身的成长，造成华人子女在家庭中不经意间、不时地降低了父母的权威，从而引发了家庭的代际冲突。进入20世纪后，这种冲突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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