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政管理的特点是什么

（三）路径探索

刑罚视角的人格改造，具有自己独特的路径、方法和艺术。我们先作一个假设，如果罪犯在收押以后，没有对他们设计任何改造的计划，没有任何教育的内容，直到他们服刑期满，刑罚惩罚是否可能对他们的人格产生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刑罚惩罚具有自然而然的改造效应，即行刑的过程自然包含改造的功能。因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服刑的痛苦足以在罪犯的人格世界打下烙印。据有学者调查，许多刑满释放人员之所以不再重新犯罪，首要的原因是对刑罚的畏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刑罚视角的人格改造理论并探索其路径呢？这是因为，罪犯对于刑罚惩罚的畏惧是建立在趋乐避苦的本能反应之上的；如果这种畏惧不能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认知的层面、价值观的层面，那么它必然是肤浅的、感性的、难以巩固的，往往可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因为他们的人格世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所以，我们应当使刑罚执行的过程成为人格改造的过程，使刑罚学成为其中的一个视角。刑罚学视角的改造路径是由三个方面的基本方法构成的：

第一，狱政管理的方法。刑罚执行的过程首先具体化为狱政管理的过程，其中包括对罪犯的收容分押、安全警戒工作、对罪犯的通信和会见的管理、对罪犯的生活和卫生的管理、对罪犯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处理、对罪犯的奖惩考核、罪犯的减刑与假释以及保外就医工作、罪犯的刑满释放工作等。刑罚学视角的改造主题首先是通过狱政管理的方法实现的。狱政管理以对罪犯的严格监控、严格管理为基本特点；同时，狱政管理体现为许多具体的细节，如犯人必须穿囚服、佩戴胸卡、牢记自己的番号；每月同亲人通信受到限制、要接受检查；接见亲属必须受到监视，时间是限定的；按时进出囚室，门上锁；每日数次点名；等等。无处不在的狱政管理使罪犯处处体验与感受到刑罚惩罚的存在，意识到作为囚犯的真实处境。狱政管理使刑罚惩罚具体化为日常生活，由此，罪犯深感失去自由的痛苦，能够深切理解什么是报应。“正义改造人格”，“痛苦改造人格”就在狱政管理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但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正义的接受以及对刑罚惩罚的痛苦体验，仅仅是改造的开始。狱政管理的改造机理存在于激励机制之中，或者说，激励是狱政管理所具有的一种对罪犯的改造功能。这是具有刑法学这一独特视角特色的改造功能。特色在哪里呢？特色仍然在于对人性中趋乐避苦这一本能的利用。罪犯以犯罪的方式追求快乐，被刑罚严厉否定，陷于痛苦；在刑罚惩罚的痛苦之中，罪犯渴望早日走出痛苦，得到快乐。根据这一趋乐避苦的本能，监狱设计了累进处遇制，其原理是：罪犯如果希望得到比较优惠的处遇，早日回归社会，获得自由；那么，必须以改恶从善的动机和良好的改造行为作为交换条件。实践证明，累进处遇制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监狱取得了普遍的、显著的成效。累进处遇制充分把握了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质，调节罪犯的自由度，调节罪犯的痛苦度，激励罪犯进行自我改造。这是刑罚学视角人格改造的深刻而独特的原理。

第二，劳动改造的方法。狱政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罪犯狱内劳动的管理。刑罚学视角的人格改造以劳动改造作为基本方法，以达到改造目的。报应的正义，不仅体现于严格的狱政管理，同样体现于劳动改造；罪犯对刑罚惩罚的痛苦体验，不仅因为狱政管理，同样因为劳动改造。因为，惩罚性是狱内劳动的基本特点。惩罚性体现于：这种劳动是在严格的管理中进行的，是强制性的；这种劳动是艰苦的；这种劳动往往没有报酬或者只有低微的报酬。罪犯面临狱内劳动，首先的感受是被迫而痛苦，是犯罪所得的报应，是赎罪。因此，“正义改造人格”和“痛苦改造人格”同样在劳动改造中得以实现。但是，监狱的劳动不仅具有惩罚性，而且具有教育改造性。在18世纪的霍华德时代，监狱劳动就被赋予教育改造的目的。当狱政管理中实行累进处遇制，激励罪犯改恶从善，劳动就成为罪犯改恶从善的主要途径。罪犯的劳动态度由消极变得积极，希望通过劳动成果换取自由。在这一过程中，罪犯的人格得到改变。其中的原理仍然在刑罚学视角的范畴之内。

第三，教育的方法。刑罚学视角的人格改造也必须以教育为主导。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利用了人性所固有的趋乐避苦的本能，是深刻而有效的。但是，仅仅着眼于人的本能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进一步着眼于人的思想和观念，人的认知。只有进一步对罪犯人格世界中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对罪犯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进行改造，那么，人格改造的成效才是巩固的。刑罚学视角的改造主题必须以教育为主导，才能使罪犯对正义的认识、对刑罚的痛苦体验和对法律的敬畏，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刑罚学视角的教育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是以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为基础的，或者说，它必须与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融为一体。当基本人类价值教育与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融为一体，它才是深刻的、充实的、有感染力的、有说服力的；而不是肤浅的、空洞的、枯燥的、说教式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教育同罪犯的内心感受融为一体了；而他们的内心感受来自于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在“视角概论”中，我们确定了这一视角改造中的五个基本人类价值教育：生命、快乐、责任、尊严和自由。如果离开了刑罚惩罚，离开了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这五个基本人类价值仅仅是五个抽象的名词。但把它们置于刑罚学这一视角中就不同了。我们的教育使罪犯在漫长的刑期中认识生命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从而珍惜和热爱生命；使罪犯在刑罚惩罚的痛苦感受中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认识快乐的价值，确立正确的幸福观；使罪犯在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承认和接受中理解什么是自己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确立责任观念；使罪犯在沦为阶下囚的沮丧而悲观的感受中认识和理解什么是“人的尊严”，尊严的价值在哪里，形成尊严的需要；使罪犯在失去自由的痛苦感受中认识自由的极高价值，并认识和理解自由的真正内涵，以及自由与法律的内在关系，确立正确的自由观。世界观改造是人格改造的核心，这五个基本人类价值是刑罚学视角改造的核心价值观。

刑罚惩罚与累惯犯的可塑性

累犯和惯犯的重新犯罪问题一直是监狱改造的难题。习惯的思维定势是：累惯犯难改造。上海市白茅岭监狱柏麟对本监狱集中在押的100名累惯犯进行了调查与研究，结论是：累惯犯固然具有难改造性，但是，这种难改造性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们同样具有可塑性。可塑性的首要因素是年龄偏大。柏麟的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32岁，平均刑期6．96年，平均余刑为5．1年。累惯犯由于自然年龄的增长，考虑问题由盲动趋向成熟。他们的服刑心理具有对前途的悲观失望与焦虑万千的双重矛盾。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累惯犯认为自己已经失去“年龄资本”，在100名累惯犯中，已经成家的仅占15%；他们普遍认为，只有缩短刑期，才有利于早日建立家庭，所以争取减刑或假释是唯一的选择。这是他们可塑性的源头。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和心理成熟，他们的不良社会交往减弱了，交往态度开始谨慎。长期的刑罚惩罚，迫使累惯犯反思自己的犯罪，而严格的监管纪律迫使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劳动习惯；艰苦的监狱劳动增强了他们对艰苦生活的承受能力；同时，他们对家庭的依附性也日益减少，转化为独立性；监狱的教育也发生着作用。累惯犯的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深感青春虚度，对犯罪感到后悔，对自我的价值作了重新的评估。

——资料来源：朱济民主编：《论上海监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