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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法探析

时间:2022-02-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来分析和揭示所涉及的问题,相比之下,国内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对方法重视的程度还有待提高。从1993年1月到2007年6月,仅《信息资源管理杂志》就刊载了20多篇实证研究的论文,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学者对此方法应用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法探析_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

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法探析

曹树金 杨涛 周小又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 广州 510275

【摘要】通过对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软系统研究方法、Q研究方法论文的回顾,展示了这些方法的应用环节。

【关键词】信息资源管理 研究方法

Probe into Research Methods

of Foreig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Studies

Cao shujinYang TaoZhou Xiaoyou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P.R.China,510275

【Abstract】It reviews the papers that adopt the positive research method,case studies method,soft systems method and Q methods in the foreig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studies.Through such means,it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these methods.

【Keywords】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Research Methods

1.引言

信息资源管理涉及企业、政府、图书馆等许多部门,既包括信息管理和组织的各方面问题,也包括电子商务技术、数据库管理技术、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统等的应用。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来分析和揭示所涉及的问题,相比之下,国内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对方法重视的程度还有待提高。为此,本文选择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采用的一些典型方法予以介绍,以供参考。

对于每一种研究方法,以相关论文为例,从研究对象的选取、研究模型的构建、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等方面,展示该方法的具体应用过程和应用要点。

2.实证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实证研究方法是与规范研究方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泛指所有经验型研究方法,如统计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和实地研究法。狭义的实证研究方法是指利用统计和计量分析技术,分析和确定有关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影响方式的研究方法。根据用来检验假设数据来源的不同,实证研究方法还可以细分为调查方法、实验方法和实地方法等[1][4]。本文所指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狭义的实证研究方法。

从1993年1月到2007年6月,仅《信息资源管理杂志》就刊载了20多篇实证研究的论文,国外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中学者对此方法应用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下面将对应用调查方法、实验方法和实地方法的典型论文进行分析。

2.1调查方法

在实证研究的调查方法中,研究者为了验证假设或证明问题的答案,一般采用问卷(量表)调查,从按抽样原则选出的调查对象那里获得所需数据或资料。

Virginia Ilie等人为了探讨实时通讯技术感知和使用中的性别差异[5],以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为研究基础,通过调查收集数据而验证假设。创新扩散理论将影响个人或者其他决策单位采用创新态度的形成与转变的因素归结为相对利益、相容性、复杂性、可试用性和可观察性这5个创新特征。Ilie等在相关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研究模型,并提出了6个研究假设。他们通过调查不同性别用户的感知创新特征和关键多数对使用意图的影响来分析性别差异。图1中的感知创新特征包括相对利益、相容性、复杂性、结果的明确性、可见性和易于使用。相对利益、相容性、复杂性这3个创新特征得到了大多数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在此研究中继续使用。结果的明确性和可见性是在可观察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有效性也被以往的研究证明。根据文献调查的结果加上了易于使用这个创新特征。感知关键多数是交互性通讯媒体中的重要概念,其对交互性通讯媒体的感知和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实时通讯工具属于交互性通讯工具的一种,因此在研究模型中也引入了感知关键多数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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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Ilie等建立的研究模型

Ilie等人用来检验假设的数据来源于他们对一所大学学习商业课程的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用来测量感知创新特征的量表改编自Moore和Bensabat的研究;测量用户意图的量表从Tayloa和Todd、VanSlyke、Belanger和Communale等人的研究得出;测量感知关键多数的量表为研究者自行设计。在数据的统计分析阶段,首先根据调查所得数据,对量表进行了信度分析,去掉了影响量表信度的问题。然后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T检验等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所有的研究假设都得到证实。结果表明,性别差异调和了相对利益、易于使用、可见性、结果的明确性和关键多数对用户使用意图的影响。女性比男性更看重易于使用和可见性这两种感知创新特征,男性比女性更看重感知的相对利益、结果的明确性和关键多数。

Xiaoni Zhang等人的研究问题是消费者网上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6]。他们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对此问题进行研究。TAM是Davis在1989年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的,是特别针对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发展出的模型。感知有用与感知易用是TAM的核心。TAM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般化的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后,能够解释科技接受度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从而说明大部分的科技使用行为。此研究扩展了TAM,加入了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和影响消费行为的社会因素,提出了7个研究假设,建立了如图2所示的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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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Zhang等人建立的研究模型

此研究也是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调查的对象是主修商科的大三学生,这些学生都是积极的网上购物者。测量网站感知易用和网站感知有用、消费者刺激、主观规范的量表都是在以往研究确认有效的相关量表的基础上根据电子商务的背景修改而成的。购买用过去12个月在网上购物的次数来测量,网站使用通过每个星期在网上冲浪所花的时间来测量。在获得所需数据之后,研究者首先对测量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然后用Lisrel软件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调查了研究模型的价值。研究结果证实了易于使用、刺激、网站使用、感知有用、用户意图和购买的相关性以及这些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技术接受模型是网上购物研究中有效的研究工具,主观规范对网上购物行为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网上购物者对购物的决定比较自信,很少受其他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影响。

Mary C.Jones和Robert C.Beatty探讨终端用户对电子数据交换(EDI)满意的影响因素[7]。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分析,研究者选出了直接影响用户对EDI满意的3个因素:EDI感知收益、EDI组织兼容性和EDI对用户工作的影响,以这3个因素为基础构建了研究模型(见图3),提出了3个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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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Jones和Beatty建立的研究模型

研究者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问卷调查的对象,从美国统一代码委员会成员名录中随机选择了500位EDI代表寄出了调查表。要求他们都要把调查表发放给熟悉EDI的用户,并调查公司使用EDI的时间长短、在交易和处理中应用的次数和EDI商业合伙人的数量。通过对获得数据的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3个研究假设有2个得到了支持。研究表明,来源于EDI的感知收益越大,用户的满意度就越高;EDI的兼容性越好,用户的满意度就越高。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调查方法的还有:Said Al-Gahtani对技术接受模型在英国适用性的研究[8];Donna Weaver McCloskey和Magid Igbaria对远程办公是否会对职业生涯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探讨[9];Ellis等对采用局域网的重视程度与组织特征(包括组织规模、集中化的程度、复杂性和信息系统成熟度)之间的关系的探索[10];Nah等以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了解终端用户对ERP的接受情况[11];Jang-Hwan Lee等以知识质量和知识分享层次为衡量指标调查了组织氛围成熟度对知识管理绩效的影响[12];Mary C.Jones和Kirk P.Arnett对企业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3];Li Eldon Y等对诺兰的信息系统发展6阶段模型(初始期、普及期、控制期、整合期、数据管理期和成熟期)进行了检验,证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14];Mary C.Jones和Randall Young通过邮寄问卷对财富1000强企业ERP系统的使用情况以及从中获得利益和变化进行了调查[15];Raymond M.Henrya[16]探索了如何利用组织知识对项目预算和项目进度进行预测的问题;Sherry D.Ryan和Michael S.Gates[17]通过调查发现社会子系统议题是决策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应该在决策过程中将此包括在内;Lee等应用了两阶段方法研究了移动广告背景下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因素[18]

2.2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与调查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对研究进行控制。实验是一种需要“人工制造”的研究方式;调查方法仅仅只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自然的采集”[19]

Pratyush Bharati和Abhijit Chaudhury探讨了影响用户对Chioceboard系统满意的因素[20]。Choiceboard是一种个性化服务系统,它可以让用户通过对产品属性、组成部分、价格和配送方式等的选择来设计个性化产品。他们的研究以信息系统成功模型(IS Success Model)为依据,同时参考了消费者决策模型、认知决策模型,设计出如图4所示的研究模型。研究者提出9个研究假设。模型中每个因素的测量指标都源于相关的研究文献。信息系统质量用易于使用、便于访问、系统可靠性和系统弹性测量。信息质量用信息精确性、完整性、相关性、内容需求和及时性测量。信息呈现用图形、色彩、呈现风格和导航效率测量。用户界面满意用易于工作、有用的格式(Useful Format)、用户友好、做用户想要做的(Does What I Want It to Do)、清晰和可理解测量。决策满意用决策信心和决策效率来测量,整体满意用特别有用的系统和用户需求的满意情况来测量。使用意图用可能使用和想要使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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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Bharati和Chaudhury建立的研究模型

此研究的实验对象是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都是Choiceboard系统的用户或者对此系统非常熟悉。实验环境为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实验室。研究者首先给实验对象解释实验的程序,然后给每位实验对象随机分配一个使用Choiceboard系统的网站,让他们对产品进行个性化配置。在完成个性化配置之后,每位实验对象完成一份调查问卷,提供实验数据。研究者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获得的数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很好地支持了研究模型,大部分研究假设都被支持。研究结果显示:系统质量、信息质量这两个因素都与用户界面满意直接相关和正相关;信息呈现与用户界面满意不直接相关和非正相关;用户界面满意和决策满意这两个因素都与整体满意直接相关和正相关;整体满意和使用意图也是直接相关和正相关。此研究还获得一个有趣的发现:用户认为决策满意和信息系统质量要比信息质量重要。

John Lim和Yingqin Zhang分析了感知文化多元性、团队规模和领导对协同学习系统绩效的影响[21]。他们根据对协同学习系统中学习、感知文化多元性、团队规模和领导等相关文献的调查分析,建立了以下研究模型(见图5),并提出了6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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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Lim和Zhang提出的研究模型

实验中对团队规模(大和小)、感知文化多元性(异质和同质)和领导(存在和不存在)这3个变量进行了对照实验。实验对象是一所大学的80位中国大陆留学生,他们受到同样奖学金项目的资助,学习不同的专业。这些留学生的工作语言是汉语,而这所大学所在国家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研究者首先对实验对象分层,保证在每一次实验中的性别比例平衡。然后将实验对象随机和平衡地分配到8次试验中去,每次实验有10个人参加,组成一个协作学习团队。各次实验中团队成员的年龄没有显著的差异。在每个协作学习团队中只有一个成员是真正的实验对象,其他成员都是同谋(Confederate)。在实验中,实验对象被要求使用事先分配好的昵称参与协作学习。在异质文化背景的实验中,所有的同谋都扮演本地学生。在同质文化背景的实验中,同谋扮演与实验对象受到同样奖学金项目资助的外国留学生。这样设计试验的目的是体现感知文化多元性的影响。在存在领导的实验中,一个同谋扮演领导,其他的人作为普通团队成员。在不存在领导的对照实验组中,所有的同谋都作为普通团队成员。在每一次实验中,同谋都按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参与团队学习,以保证使实验对象产生相应的感知。这样就确保了所有变量的测量是在个人层次而不是在小组层次上进行。在实验结束后对实验对象进行访谈,要求他们回忆出团队规模的大小、是否存在领导、团队的文化背景是同质还是异质等问题,将他们的答案与实验设计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完全吻合。为了对实验对象进行测试,研究者开发了一个学习识别有毒蘑菇的协作学习系统。这个系统包括3个组成部分:阅读材料、网上测试和聊天室。在实验之前,对实验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保证他们在计算机使用经验上没有显著差异。实验对象在学习完材料之后先进行网上测验,测验的问题包括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满分是10分。在完成测验之后,实验对象和同谋针对测验的问题进行讨论,为了在绩效中反映实验对象的解释和贡献,同谋会对每个问题提出矛盾的答案,当实验对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来自他人的澄清。为了防止来自环境的压力和顺从,试验对象被允许在讨论之后修改答案,答案的得分就被用于测量绩效这个指标。最后,实验对象完成了一个有关过程满意的问卷。通过数据分析,只有2个研究假设被证实。研究表明:在感知文化背景异质的团队中,学习者倾向于避免表达他们的观点,在有领导的情况下,学习者将会取得更好的绩效。

2.3实地方法

实地方法是研究者在调查对象所在处直接搜集资料而进行研究的方法[22]

Douglas Havelka为发现影响信息需求测定(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Determination,IRD)质量的因素[23],使用了实地研究方法,通过一系列小组会议来寻找问题的答案。研究者通过群体决策法来创建影响因素。参与群体决策法的有3个小组,19名成员。这些成员都参与过IRD过程。他们被要求通过单独思考,列出一份他们认为会影响到IRD过程效率、效力和质量的因素清单。然后,将这些因素写到圆盘上供大家讨论。当所有的潜在因素都被列出之后,每个参与者将这些因素分为关键的和非关键的两类,然后根据重要性对关键因素进行了排序。

在收集到数据之后,首先使用卡方检验对在各小组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用户在哪些因素对IRD过程质量比较关键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意见。然后使用Spearman Rho对小组之间对各因素给予等级的一致性进行了研究,最后使用肯德尔和谐系数对群体决策法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证明了其有效性。他们建立的研究模型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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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Havelka的研究模型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过程一般为:①选择研究的问题。②建立待检验的假设。实证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假设检验。建立假设就是研究目标的具体化,把研究问题的结果预期具体化。其中涉及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以找出本研究可以作为根据的理论或者模型,并且要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和扩展,构成模型因素的选择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一般采用通过理性思考和实际验证这两种思路进行变量的选择。理性思考就是根据现有理论和研究者的经验,判断哪些因素会对研究的问题产生影响,从而把它们纳入到研究假设中进行检验。实际验证则是在存在很多可能对研究问题产生影响的因素,但是检验模型不能全部容纳时,研究者可以先对选择的因素进行统计验证,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因素构成检验模型。③设计研究的技术方法和实施的具体步骤。问卷调查是实证研究方法中较为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在进行问卷调查时,首先要选定调查的对象,确定调查的范围。国外学者非常重视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对研究模型中每一个因素的测量指标都有相关的依据,量表一般采用或者改编自原有的量表。并且一般都要对问卷进行预测试,以保证问卷更加清晰和容易理解。实验方法中实验方案的设计至关重要。必须确定好实验的组织形式,设法控制实验因素,以取得预期效果。④收集数据并说明数据的效力。⑤利用数据检验假设:应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看研究假设是否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⑥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要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慎重解释结果的成因以及研究的结论。一般也会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将来的研究方向。

3.个案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方法是对个别的、典型的人或事进行深入具体研究的—种方法。它也可以通过若干个个案研究,从中进行比较,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实践。个案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之一的Robert Yin认为个案研究特别适用于那些现象和背景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楚的研究[24]。以下是应用个案研究方法的几个例子。

Lei-da Chen等讨论了小企业的电子商务问题[25]。他们的研究个案为一个售卖户外工作服的家族企业Getzs。研究目的是为那些寻求通过电子商务改进绩效的小企业提供参考模型。他们认为与实证研究方法相比,个案研究使用相对较少的数据去创建丰富的信息和多种变量,对于像小企业电子商务这样复杂和较少研究的问题,使用个案研究方法可能会得到在实证研究方法中被忽略的新发现和有趣的发现。他们对Getzs电子商务发展中进行网上交易,改进客户服务和支持,构建图像生动、信息丰富的电子商务网站并进行网站推广,收集客户数据和进行市场研究这4个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研究者将其中企业电子商务平台的优缺点,组织自身结构的变化,电子商务的实际效果及其组织的影响都一一道来。他们将Getzs电子商务成功的关键因素总结为6个方面:不断加深对电子商务涉入程度、聪明地分配企业资源、外包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和维护、变化的业务行为、研究客户、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为及对行为结果进行评估。最后,使用波特五力分析模型(Five Force Model)对Getzs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这些挑战是:①收集精确的客户反馈;②服务网上客户;③定量化电子商务收益;④因应合作伙伴的变化政策;⑤提升企业对企业(B2B)电子商务的收益;⑥全球化思维。研究者认为,将6个关键成功因素和6个面临的挑战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模型。其他小企业能从Getzs的经历中受益良多。

Mary C.Jones分析了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实施过程中的隐性知识分享[26]。他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实施了SAP R/B系统的3家石油公司:Uswhole、Downstream和Chemical。这3家公司都实施了包括财务会计和控制、固定资产管理、项目系统、工厂维护、销售和物流、物资管理、生产计划等在内的SAP主要模块,并且这3家公司都只是对系统进行了最低程度的个性化定制。这样就确保可对个案进行比较,发现的差异不是因为实施的规模造成的。通过对隐性知识分享过程,影响知识分享的因素背景文献的调查和分析,Jones建立了一个包含7个问题的评价隐性知识分享的问卷。利用这个问卷,他首先分别对每家公司中SAP项目实施团队中由公司信息系统执行官选择出来的专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包括面对面的访谈以及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的后续访谈。研究者对每一次访谈都进行了比较和录音。笔记和录音由第三方抄录后供访谈者和受访者审阅。最后,每家公司与研究者的主要联系专家对从该公司收集数据的摘要进行了审查,以确保记录的材料的准确性。研究者建立了个案分析数据库,内容包括访谈笔记、受访者提供的文档、总结访谈发现的表格、所有访谈的原始抄录材料。为了确保在分析过程中将分析者的偏见最小化,研究者采用了Robert Yin推荐的严格和结构化的方法,进行了个案内和跨个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存在促进隐性知识分享的团队氛围和影响团队互动结构的一个或多个因素时,就能够很好地推动在ERP实施过程中的隐性知识共享。研究还发现有利于知识共享的团队氛围并不是自然地延伸到团队与其所在组织内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上。不利于隐性知识共享的团队氛围会延伸到与他人的互动上。ERP带来的变化并不是在项目实施完之后才开始的,实际上变化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出现了。

Abhishek Njrjar和Andrew Tylecote审视了印度中小企业走向软件开发价值链高端面临的困难,讨论了有利于成功的战略和环境[27]。他们首先通过文献调查和自己的经历提出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和外部因素。因为软件企业只有具备创新能力才可能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企业创新能力的内部决定因素有建立者/所有者的背景和经验,企业的能力和人力资源、创新性和对企业的忠诚、学习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企业创新能力的外部决定因素有顾客关系和风险资本—企业团队关系。基于创新能力的研究,研究者提出了6点主张。他们选择用来作为个案的3家公司都已经在软件开发价值链上向上移动了或者进入了新的应用领域,他们的财务状况位于一般到非常好之间。研究者使用了半结构化访谈进行个案研究。访谈对象包括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人力资源的一位中层管理者、两个工作5年以上的软件专业人员。在所有的访谈中都要包括核心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根据访谈的对象而定。所有的访谈都记录下来进行了抄录。研究者通过3个月的时间对抄录材料进行分析之后得到了详细解释。一位没有参与此项研究的资深社会科学家阅读了所有的抄录和解释,对他们进行了统一化处理。通过研究,Abhishek Njrjar和Andrew Tylecote认为可以从3个方面帮助印度中小软件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移动。

Joseph R.Muscatello和Diane H.Parentel通过对8个实施ERP个案的研究,找出了有关ERP实施困难的新理论,以帮助ERP从业人员成功地管理ERP的实施[28]。研究者根据Eisen hardt的有关个案选择的观点,选择了8个个案。其中6个个案中研究者是ERP项目实施团队成员,另外2个个案中研究者是ERP项目实施后的顾问。8个个案中4个是成功实施了ERP,2个只是部分完成,还有2个最终放弃。研究者通过观察、在ERP实施过程中和过程后与项目团队成员间的互动、访谈等方法来收集数据。研究者还获得了ERP项目的历史文档、财务数据和运行统计等资料。每个个案至少进行了10次访谈。访谈形式包括访谈对象的自由发言和回答访谈者提供的开放式问题。按照Maffei和Meredith的个案研究推荐方案将项目记录、项目计划、访谈发现和财务数据根据他们的相关性和完整性排序之后放到表格中去以便进行跨个案分析。研究者根据聚类的企业背景数据、案例研究文档、财务记录、项目计划、会议记录、访谈发现以及相关的ERP运营管理文献提出了8个观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①企业员工的培训和教育不能够缩短,即使是在ERP系统上线之后。同时,实施ERP系统的企业必须认识到将来的员工必须拥有比以前员工更多的技能,人力资源必须对此变化做出反应。②在软件、硬件和其他功能上没有唯一的道路供企业选择,在ERP系统上线之后,每个企业也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③ERP系统将会提升制造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的和谐度。④新的供应链模型中采购部门的战略和战术角色不断增长。

应用个案方法的还有:Kenneth N.McKay,Gary W.Black描述了一个生产计划系统10年3个阶段的发展过程[29];Shih-Wen Chien和Shu-Ming Tsaur利用从3家台湾高科技企业收集的ERP系统用户问卷调查的数据对DeLone和McLean最新的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进行了测试,研究显示系统质量、服务质量和信息质量是最重要的成功因素[30];Christopher G.Reddick调查了德克萨斯政府机构中信息资源管理者对电子政府的观点[31];B.J.Hicks和S.J.Culley探索了中小工程企业信息管理的障碍[32]

从以上分析可知,个案研究方法的研究过程一般为:①确定个案研究对象;②收集资料;③进行个案分析研究;④得出结论。个案研究方法中在选择个案的时候,研究者通常使用面向信息的抽样,而不是随机抽样[33]。这是因为典型或者一般个案往往不是信息最丰富的,极端或者非典型个案展现了更多的信息。个案研究中资料的收集方法有文件(包括公开或者档案性的记录、个人文件、物理材料等)、观察和访谈等。上述例子主要使用了访谈来收集资料。可以扎根理论对收集的资料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整理,形成能够解读的现实理论。

4.软系统研究方法

软系统研究方法是由英国学者切克兰德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它是在霍尔的系统工程(后人与软系统方法论对比,称为硬系统方法论)基础上提出的。软系统方法应用的一般步骤为:①调查非结构化问题;②运用“丰富图”来表述问题;③对相关系统进行根定义;④概念模型;⑤对步骤④和②进行比较;⑥评估是否是可行的、理想的系统变革;⑦系统执行,解决问题。下面是对一篇应用软系统方法论文的分析。

Hajer Kafi为了发现数据仓库项目成功(失败)的关键因素[34],基于Orlikouski的研究,提出了数据仓库的采用和使用应该当概念化为组织变化的一种形式时,可以对组织中引入这样的工具带来的变化做出预期、解释和评估。根据这一假设,他进行了纵向调查。Kafi采用Pettingrew的组织变化的概念必须同时考虑随着时间的内容及背景变化的观点,考虑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层次、个人层次和组织层次等多个层次的变化。构建出一个基于背景的、面向过程的现象描述和解释模型,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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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Kafi建立的研究模型

这个理论模型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技术面向过程的信息系统评价工具,它决定了:(1)该系统用户的感知绩效;(2)通过个人/系统交互方式对个人的影响;(3)根据组织变化确定的组织影响。第二部分显示影响信息系统/信息技术感知绩效的背景因素及它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这些因素与组织背景、战略背景及开发和使用相关。模型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递归相关。根据文献调查的结果,对该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他们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定义。该研究考虑到战略和组织背景包括:企业战略、结构和文化、信息技术功能的角色。感知绩效用全球用户满意、对生产率的影响、对工作生活满意质量的影响等来衡量。开发和使用背景包括用户组开发过程中的参与、人机子系统的特征、用户预先参与、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较晚参与、用户和开发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中的用户感知体验等。信息系统/信息技术质量用任务技术匹配、易于使用、用户界面质量和该工具的使用程度、用户感知的依赖等来衡量。该研究分为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研究了战略和组织背景及信息系统的开发和使用背景(包括数据仓库项目特征),使用了内容分析、观察和对决策者、信息系统/信息技术开发者和用户的访谈等研究方法。访谈中一共进行了6个半结构化和15个结构化访谈。第二阶段构建和应用衡量数据仓库绩效的工具,分析了绩效标准与开发和使用背景的某些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了问卷调查法,共回收101份有效问卷。第三阶段确定了个人层次的个人/系统交互类型,分析这些类型与第二阶段获得的绩效得分和观察到的用户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另外也描述随着时间而发生的组织变化,他们与个人/系统交互类型和主要背景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了文档分析、观察、访谈(共进行了11个结构化访谈)以及参与性介入等研究方法。验证性数据分析、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信息系统/信息技术的质量决定了用户对它的感知绩效。开发和使用背景对信息系统/信息技术的感知绩效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通过问卷、用户开发者和管理者访谈及观察获得了4种个人/系统交互方式。个人/系统交互方式受到感知绩效及开发和使用背景的影响。

5.Q研究方法

Q研究方法是1935年由英国物理学与心理学学者Stephenson创立的,是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者向被试者出示一组关于某一话题的陈述或命题,接着让他按照自己的偏好、判断或感觉给这些语句排序。通过这种Q排序(Q-sort),人们将自己的主体意见添加到这些命题中,然后对这些个人排序进行因素分析,来找寻和证明存在于这些观点中的论述模式。Q研究方法强调的是主观性和个别性。

Gottschalk想要找出挪威信息系统管理中的关键问题[35],他使用了Q研究方法进行研究。Gottschalk首先使用了基于SIM(一种将信息系统管理中的关键因素分成3维4组共12个类的模型)研究的文献来搜集集合元素,并综合了有关SIM研究的最新结果,以及挪威CIO在焦点小组会议中提出的相关意见,得到集合的32个因素。并以SIM的标准,标明这32个陈述的类别和维度(如“提高软件工程实践”的类别为IE(内部效力),维度为TCI(技术因素、计划因素、内部因素)。在建立好集合之后,Gottschalk进行了问题样本筛选。他筛选的原则是基于SIM模型中两个常识:“业务关系问题只能是外部问题”及“内部效率问题只能是内部问题”。他从32个因素的陈述中,找出8个相互矛盾的陈述(如类别为BR,但维度是MCI的,就不符合第一条原则),从而得到24个陈述作为最终的样本。在筛选好问题样本之后,研究者通过邮寄向挪威的769位IT经理分发了Q类调查问卷材料。Q排序被试者按照指示对样本的陈述按一定的顺序(如“从最同意到最不同意”,“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等)进行分类排序,并将结果记录到设计好的量表中而使其观点模式化。量表根据卡片的数量、分类的情况、预期的结果而设计,可能是7级、9级或11级,大多采用11级分类制。如果陈述数量极少,甚至可分成3类,最积极的、最消极的和中性的语句。事先对各个类别的相对数量进行控制,使之呈对称正态分布。这就允许被试把他们不熟悉或不确定的选项放在中间类别,从而确保测量结果能反映主体的自身经验与观点的一致性。对于每一级给定一个分值,可以从1到9(9级分类制),或-5到+5(11级分类制)。排序后,每一条陈述就获得了相应的分数。此次研究中,Gottschalk设定了9级分类,分数从-4到+4,见图8。Gottschalk在上述寄出邮件中,包含了一封说明信,一份指示表,一套24张的Q卡片,一份Q排序表,一份含24条陈述及其编号的列表(这里的24个陈述与卡片上的一致),一张回复传真表。被试收到邮件后,按照指示的说明,对陈述进行排序。最后在回复表中,按照排序填入分类结果,即用各条陈述的编号代替图8中的“X”。Gottschalk的研究采用了PQMethod 2.0来处理数据,进行结果分析。对于本次研究的24个“关键问题”,参照Q排序的评分机制,将58位被试的排序评分取平均值,得到最终结果。研究结果发现“改善信息系统战略与商业战略之间的关系”排在第一位,分数为3.28,第二位的“竞争优势需要规划信息技术项目”的分数为2.00,最后一位的“审视新兴技术”的分数仅为-2.21,与第一位的分数相差5.49,数值的差异性明显。这一点就很好地弥补了德尔菲法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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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关键问题的Q排序量表

由以上分析可知Q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步骤包括:①建立集合,这里的集合是指主体对调查所持的观点的集中。②筛选问题样本,研究者可以通过对集合的分析,也可能依据某种理论来筛选集合中的陈述,并分成若干组。③进行Q排序调查。④整理测量结果。

6.结束语

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适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的质量和价值,因此需要仔细选择。不过,现在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并且在研究中往往需要同时用到多种研究方法。本文对所涉及的研究方法没有进行严格的定义,只是试图通过具体研究论文的分析展示该研究方法的应用过程,以便国内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者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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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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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金,男,1962年生。现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标引与编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社科情报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委。主要从事情报检索语言、信息组织、网络信息管理、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近十项,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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