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对人类社会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科学技术发展至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我们在享受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好处时，我们必须面对它所带来的问题。

当谈到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时，原子弹这个名词经常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随着伦琴发现X射线，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居里夫妇发现更强的放射性和分离出高纯度的金属镭，汤姆生发现电子，卢瑟福原子模型的建立，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著名的质能等价方程E＝mc2就是狭义相对论的一部分，E＝mc2中E表示能量，m表示质量，c表示光速，每当质量减少一点，其就会产生能量，因为他们之间的比例是c2，而光速是3×108　m/s，所以每当损失很少的质量，其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爱因斯坦已经被纳粹列入要逮捕的犹太人名单，1932年他永远地离开了德国，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1941年，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美国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科学家提议要先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费米、吉拉德等科学家担心德国法西斯可能首先研制成功原子弹，他们认为只有直接将建议交给罗斯福，才有可能尽快开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为了增加说服力，他们一致决定推举爱因斯坦作为代表，爱因斯坦马上在科学家们的建议报告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1941年12月6日，美国正式制订了“曼哈顿”计划以研制原子弹，虽然爱因斯坦并没有参加曼哈顿计划，但是他的著名方程和在建议书上签字无疑对曼哈顿计划有重要作用。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是L．R．格罗夫斯和R．奥本海默，虽然他们应用了系统工程的思路和方法，极大地缩短了工程所耗的时间，但是一直到纳粹德国战败，原子弹也没有试爆，直到德国投降后两个月，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片沙漠地带试验成功。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曾经给过美国巨大伤害的日本依然继续着侵略战争。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上空升起的消息传到美国，很多科学家并没有那种应有的激动，而是沉默，并对这种新武器进行深刻的反思。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当时就后悔地低头叹息:“人类制造出一种毁灭性的武器，这无疑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他以后一直致力于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与和平利用，反对美国率先制造氢弹。爱因斯坦也对原子弹的爆炸感到极度震惊。作为推动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冷战开始，两国研制了大量的核武器，足以把整个地球毁灭千百次。原子弹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过去，现在人们也处在原子弹阴影之中，美国和俄罗斯依然拥有摧毁地球的原子弹数量，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制造出原子弹或者掌握了相关技术，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

与原子弹一样令人生畏，生化武器是一种以细菌、病毒、毒素等使人、动物、植物致病或死亡的物质材料制成的武器，是一种非人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生物武器研制机构之一，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同样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生化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是危险和灾难，有时科学技术的好与坏只在一念之间。

1928年9月的一天，弗莱明在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研究一种病菌——葡萄球菌。由于培养皿的盖子没有盖好，从窗口飘落进来一颗青霉孢子落到了培养细菌用的琼脂上。弗莱明惊讶地发现，青霉孢子周围的葡萄球菌消失了。他断定青霉会产生某种对葡萄球菌有害的物质，因此发明了神奇的抗菌药物青霉素。青霉素作为人类第一种发明的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挽救了大量的战士的生命，甚至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伟大的“救命药”。然而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殊不知其也有很多副作用。随着像青霉素一样的抗生素被滥用，很多细菌产生了抗药性，随着抗药性细菌的不断繁殖、不断变异，就会产生一些令人类束手无策的细菌，会让更多的人因为病菌的感染无法医治而死亡。

以8．1节中提到的算法为例，伊安·博格斯特（Ian Bogost）曾经在《异类现象论》（Alien Phenomenology）中写道:我们不需要去其他星球寻找异类，它们正在以算法的形式生活在我们中间。算法不是人类，它们不懂得关心或反馈人类的意图和情感，除非能够像远古的狼一样进化，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与狼群不同的是，算法没有几千年的进化时间。算法发展带来的问题和后果是严重的。2010年美国股票市场的闪电崩盘就是个例子，算法导致某小型股票市场崩溃，几分钟内道琼斯指数就跌了1　000点；2014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发生光大乌龙指事件，几分钟内中国上证指数上升了1　000多点，也是算法问题造成的。我们可以想象，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电网或是无人驾驶汽车时的情景。这些以代码形式存在的异类，这些存在机器里的幽灵，正在变得比它们的造物主（人类）更不可思议。随着算法开始接管我们的关键系统，人类需要确保:和小狗一样，它们能够理解人类。只有这样，或许未来我们会将算法看作人类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吗？

再以8．1节中提到的机器人为例，直到最近，科幻领域才有了机器人权利的概念。或许是因为我们周围切实存在的机器人没有那些人情世故，所以没人会为丢掉的乐高机器人或遥控玩具车感到难过。然而，社交机器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凯特·达琳（Kate Darling）说，它们就像宠物或类人动物一样有自主行为，还能传达动机。也就是说，它们给人感觉是有生命的，这能触动我们内心的情感。例如，广播节目广播实验室（Radiolab）在2011年进行了一个小试验，达琳的同事弗里德姆·贝尔德（Freedom Baird）要求孩子们将一个芭比娃娃，一只仓鼠和菲比机器人倒提着，直到他们觉得难受为止。虽然孩子们一直等到手臂乏力才停止这么做，但他们很快就不再折磨那只蠕动着的仓鼠，随后也不再折磨菲比机器人了。尽管他们懂得菲比只是玩具，但无法忍受它哭喊“我害怕”的方式。达琳还举了一个被设计用于踩踏地雷去除其引信的军用机器人的例子。在一次测试中，爆炸炸毁了机器人的大部分腿部，然而跛腿的机器人仍坚持一瘸一拐地继续任务。据华盛顿邮报，看到挣扎着的机器人，负责人陆军上校因觉得“不人道”就取消了测试。一些研究人员一致认为，如果机器人给人感觉有生命力，那么它任何体现思维的细微举动都会让我们对机器产生同理心，即使我们知道它们是人造的。欧洲的机器学家们在很多年前就认为有必要为机器人建立新式道德准则。他们认为要将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著名的“机器人定律”进行修改，以适应现时情况。他们增加的一条原则是:“设计出来的机器人不应具有欺骗性…他们应当表现出明显的机器本质。”达林认为仅靠道德指引还不够，她说或许我们需要借助法律体系来保护“机器人权利”。达林举出禁止虐待动物法作为先例:我们究竟为何要立法保护动物呢？仅仅是因为它们能感受到痛苦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何只有某些动物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而其他的则没有。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机器人最终获得感知自己存在的能力，机器人真的可以感受到痛苦——只是与我们的不一样罢了。为此，哲学家汤玛斯·梅辛革（Thomas Metzinger）认为我们应当完全放弃建造智能机器人的努力。梅辛革说，第一个有意识的机器人会像个迷茫、无自理能力的婴儿一样，把他们当作典型机器来对待的行为会是残忍的。如果机器人有基本的知觉，它能感知到自己的生命，能体验到痛感。“我们应当避免给宇宙增加痛苦的总量”，梅辛革如是说。

当然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远不止如此:计算机的发明提供人类工作效率的同时，使部分人沉溺于计算机游戏；毒品开始时作为有效的治疗药物，最终被部分人吸食以致无法自拔；工业的发展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破坏了我们的环境，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强了温室效应，氟化物的排放破坏了能够阻挡紫外线的臭氧层。科学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