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初期向荣与乌兰泰关系研究

太平天国初期向荣与乌兰泰关系研究

太平军兴伊始，即遇到了向荣与乌兰泰两个劲敌，向荣是绿营劲旅楚军之宿将，乌兰泰为八旗精悍火器营的“新秀”。咸丰帝对他们寄予很大希望，迭下谕旨，要他们同心协力，统率各军，迅速扑灭初兴的农民革命。因此，向、乌关系的动向和演变对太平天国初期战局影响颇大。这一问题在当时和其后即出现了不同记载，诸家所载异说纷纭，引起了若干混乱。本文拟通过较多的原始材料，通过考证和比较，就各家所载加以辨析，对向、乌关系作一全过程之动态考察，并研究它对战局产生的复杂影响。

一、乌兰泰赴营前清军阵营内部之矛盾

清王朝政治和社会危机严重影响到军队，八旗与绿营腐败孱弱，军队内部宗派泛滥，加之皇帝有意扶植和制造许多大小山头，以便于控制和驾驭军队，其消极恶果是加剧了清军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分裂，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从而有利于农民战争的发展。

1820年11月18日，向荣率所部楚军由湖南抵广西柳州，接任广西提督，次年1月17日赴浔州，主持清军前线军务。在此前后，周凤岐、秦定三两部黔军、李能臣部滇军亦入援广西；前线还有原广西清军、地方募集的壮勇、当地召集的乡勇，总兵力共1万人左右。(www.guayunfan.com)咸丰帝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他于1821年1月驻节柳州，负责督办全省军务。李氏入桂后，对原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全省剿办军事方案作了大幅调整和变动，将外省客军全部集中，作为机动打击力量，专任向荣为前敌指挥，许以权柄，以一事权；又任署臬司杨彤如为耳目，驻在浔州府城，联络信息，监察和驾驭向荣等各提镇。对于广西各地天地会军，则令当地守军、乡勇防堵围剿，李星沅在柳州统筹全局。

向荣受到宠信，挟消灭三大股天地会军之锐气，部署和准备了一个月，在牛排岭、屈甲洲两路发动攻势，遭到太平军迎头痛击，均以惨败告终。清军“大半心寒，颇多愤语”，[1]向荣不可战胜的神话宣告破灭，清营内部矛盾开始暴露。向荣抱怨李星沅减少楚军赏银，遂致将士不愿卖命；又迁怒黔、滇军畏敌不进，刘继祖部壮勇未能遵令及时赴屈甲洲会剿。后来，周天爵到军营调查揭露：“缘向荣才气本为诸将之巨擘，惟其私心偏心遂减名将身分。”“向又多保本营之将，视滇、黔蔑如，于是三大营各有隙矣。”而且，向荣还排斥本部楚军将弁，保举其子向继雄，“向继雄虽有微劳，何必偏厚，而忽兵弁之微贱。于是，他营周凤岐深诋之而已，即楚兵亦遂不出力，十七日见贼先走，皆镇筸兵欲害之（向荣）也”。[2]向荣骄横自私，源自李星沅笼络支持，甚至事前就许愿保举向继雄，以遂向荣私欲，促其效力围剿，诸镇协怨愤不已，周凤岐写信告状，遭李星沅批评，并与向荣暗通声气，告诫他注意方法。

李星沅—向荣体制好景不长，3月3日，老刀笔吏周天爵由军机大臣保举赴柳州，署理广西巡抚。此人以严刑峻法和告刁状名噪于时。他下车伊始，便对广西的一切强烈不满，从前三任巡抚直到李星沅无一不被他严厉指责，其他各级军政官员更是被攻击得体无完肤。至于军事失利，他说：“皆李星沅一人之过，彼不遑他务，惟事空谈。”[3]太平军3月10日经紫荆山突围至新墟，周立即向新任钦臣赛尚阿打秘密报告，将过错诿之李星沅，说：“李石梧全不知兵，听浔州文书懦夫（当指杨彤如——笔者）之言……沿江布置万余，而忽视最险要之紫荆山。”可谓事后诸葛亮。周天爵身为巡抚，不在桂林处理政务民事，却一头扎进大营，从向荣手里抢走了前线指挥权，打乱了原来的李、向体制，弄得李、向满腹恼怒。周天爵开始还拉拢向荣，曾奏报向荣保障武宣县城之功，向荣也投桃报李，劝周不要轻出督战，以免不测。后来，三里墟会战时，两人意见不一：向吃过太平军苦头，主张“四面围困，断彼粮食”，以守为攻；[4]周想冒险一战成功，自吹“布置详密，步步为营，定期夹攻，当可得手”。[5]李星沅不好表态，遂同意周的方案，但嘱咐谨慎行事，严堵象州。会战结果，6 000余清军溃败，周天爵认了输。

失败责任明明有周天爵一份，他却怪李星沅不亲临前线指挥，躲在柳州遥控；向荣私心骄横，偏袒楚军，保举其子，导致军心不一；黔滇军不堪作战，应全部撤回，改换北方马队劲旅。因周在密折中将上下各员全部告倒，遭到咸丰帝斥责。他本一光杆司令，所部仅200名乡勇，却不自量力，欲驾驭向荣等骄兵悍将，而且刚愎愚蠢，四处树敌，当然遭到各方面反击，日子难过的周天爵向赛尚阿诉苦说：“爵亦愁极而病，内苦于己无兵。”[6]

李星沅乘机向磨盘中注水，他支持向荣，密函往来，“自托同舟，心心相印”，告诫向荣必须冷静，“以后凡有密语，可不入公文也”，应该私致密函。[7]李又讨好诸将，否定了周天爵意见，主张“滇黔镇将，尚祈节取所长，官兵亦须激励，姑且应用，断无发回之理”。[8]为了调和矛盾，李星沅扶病赴武宣大营协调关系，亦无效果，自己也在绝望中死去。咸丰帝见奴才们闹得不可开交，导致战局每况愈下，十分恼火，指责说：“总因主帅各执意见，兵将解体，观望推诿，老师糜饷，坐失事机。”[9]每个人都挨了一顿板子。

至此，咸丰帝对汉族将帅深感失望，决定对前线头目实施大换班。4月10日，指令蒙古族之内阁首辅赛尚阿兼程赴湖南防堵，继之密谕他速驰广西，接任钦差大臣，全权办理军务，并赐遏必隆刀，委以便宜行事。调八旗宿将达洪阿、巴清德协助指挥前线军事。4月13日，令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多带精良火器，急赴广西军营帮办军务。这样，广西军政事务的最高权力就从汉族官僚手里转移到满蒙将帅之手，咸丰帝指望，赛尚阿等一定会认真解决前线汉族将领的内部矛盾，统一事权和指挥，扭转屡战屡败的围剿战局。

清军阵营内部的矛盾对太平军十分有利。在江口墟战场，太平军遇到的是一月之内消灭三股天地会军的楚军，向荣骄横狂悖，在不设预备队的情况下冒险轻进，乃致牛排岭失利，各军矛盾暴露导致清军不敢再次发动攻势。3月2日、7日，太平军均重点攻击楚军，取得一些战果。在武宣战场，三里墟战役后，诸将不听周天爵指挥，黔滇镇将看不起向荣，连楚军也拆向荣的台，1万余名清军只能“坐困”太平军，根本没有发动过一次像样的攻势。清军的四分五裂，使太平军在盐硝奇缺的情况下，安然固守阵地，而且在2月16日突围至象州境内。

太平军突围日期、路线事前为周天爵所侦知，他急令秦定三移营于“大林、小林，倍加防堵，定三未发一兵”，致使太平军全军顺利突围。此后，周天爵又令秦定三、周凤岐追击，他们先是抵制，后又借口锅帐未带，军队饥疲，半途折回。楚军在太平军突围后三天，“并无一战”，[10]大家联合拆周天爵的台，但却使太平军几乎没有损失地移营象州中坪，获得补给，得以生存下去。周天爵一方面联衔向、乌，告诸将的黑状，另一方面又密折严参向荣，把失败和太平军突围的责任全部扣在别人头上。

乌兰泰甫到大营，这位满族悍将当然不是省事的人，他开始逐渐卷入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

二、在中坪、新墟，向、乌矛盾尚未显露

乌兰泰到广西只带了熟悉火器之旗兵20来名，名为帮办军务，却没有人马，因此发言权有限。抵营后10天，他向咸丰帝诉苦说：“奴才甫到军营，一切情形尚未深悉，且自带兵少，未便轻议。”[11]实际上，乌兰泰“曾屡与周天爵、向荣言及，此时既不筹剿，若再不能堵，实属不成事体”，但遭到否决。嗣后，乌兰泰对“军中一切事概不与闻”，曾主动建议军事方略，“竟无可商”。他看到太平军可能突围，北路防御空虚，“须添兵防堵，亦复置若罔闻”。乌又想搞一支自己指挥的武装，“且与周天爵言，或拨给一千余兵妥为教练，一俟可战，拟为前敌”，周“及始而应允，数日顿改前说，只拨给兵二百名”。乌兰泰满腹怨愤，又不敢向咸丰帝托出，只好转向自己在广州的老上级两广总督徐广缙喊冤。徐却乘机对广西巡抚、钦差，一概拆台，随即附片将乌兰泰的冤情，通报给了咸丰帝。[12]乌兰泰在行动上保持中立，对周天爵联衔参劾镇将，乌向皇帝声明，周所上密折事前他不知道，事后才看到折稿。[13]他认为自己应该站在矛盾漩涡之外，以保留行动的主动权，而且可以得到咸丰帝的信赖。

果然，咸丰帝认为乌兰泰最干净，命令他调查军营将帅的矛盾和优劣，立即密奏。乌兰泰还算谨慎，6月26日，他复奏说：（1）“向继雄随向荣在军营效力，父子之情不无勷佐之处。惟向继雄不能避嫌远疑，迹近干预。又因向荣保伊子花翎，以致众心不服，营中随有物议，甚至楚兵藉端挟制，有以后打仗断不上前之说。是周天爵所奏……不为无因。”指控向氏父子不谨慎，被周天爵抓住了辫子。（2）周天爵年迈耳软，听其子周光岳用事挑唆，竟冤枉秦定三打仗不前，脚踢大骂。（3）秦定三不听将令，拒绝移营，不愿追击，“亦属实情”。（4）楚军诸将，“非向荣专派，不能擅出”，故未即追堵太平军突围。他认为“周天爵与向荣、向荣与秦定三，均似因之有隙，以致不和”。[14]此外，乌兰泰还附片肯定“向荣久历戎行，勇敢有为，屡著战功……现在军营镇将各员均有不及向荣者”，缺点是其子不避嫌疑，向本人大意，“更因周天爵精神不及，未能设法调度”，导致分裂。乌兰泰建议，让向荣留营指挥。[15]显然，乌兰泰同情和袒护向荣，乌、向此时并无矛盾。

咸丰帝解除了周天爵专办军务的职分，令其回桂林，继又叫他进京，“象州大营军务责成乌兰泰、向荣二人节制管辖，无所掣肘，自当妥速办理”。[16]向、乌在中坪配合较好：（1）他们会商判断太平军可能北上，决定向荣守桐木，乌兰泰驻罗秀，控制北上桂林交通线。（2）向荣主张速战，乌兰泰立即响应，并迅速移营，周天爵不同意，遭到两人一致反对，终于“订期四面齐进夹攻”。[17]（3）太平军先发制人，击败乌兰泰部，粉碎围剿计划，清军只好“各处列营，徐徐进逼，使贼不能窜出”。[18]向、乌重兵围困太平军北路，周天爵切断西路，太平军遂从清军忽视的南路，仍然撤回东乡，再返新墟。向、乌联合追击，遭到伏击，商量决定：乌由武宣乘船赴桂平，指挥前路军事，向留在东乡，负责后路军事。

乌兰泰在中坪战场取得了指挥黔军三营的权力，拥有4 000人马，他不再是“未便轻议”的空头帮办了，而是军营举足轻重之实力派，他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

7月2日，赛尚阿抵桂林，立即向皇帝疏奏，指责“粤西大局实由将帅各执己见，赏罚既不相谋，功罪何由得当”？[19]他把自己打扮成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其实，赛尚阿并不比李星沅高明，他依靠几个亲信幕僚参谋决策，坐在桂林城里遥控前方军事。

当时新圩战场上，清军又增添了生力部队，总数近2万人，居于对太平军的明显优势。但八旗宿将达洪阿被派到前路，与乌兰泰共同指挥；巴清德到后路，与向荣共同指挥，此四人各不统属，导致前线出现了多头指挥，中坪战场向、乌协同指挥的局面也因此遇到障碍。前线将帅之间的一切是非功过都得由数百里外的赛尚阿决断，这比李星沅—向荣体制更逊一筹，接下来，赛尚阿就得面对前线四位悍将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有些史料记载，向、乌矛盾产生于新墟战场，并且被描写成清营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种看法，需要从战争实践和史料两方面重新考察与检验。

事实上，就广西战史而言，清军在新墟战场上取得了最好战绩，太平军处在军兴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其原因有二：（1）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军一直转战山区，补给不足，粮盐武器弹药皆缺。清军饷源济济，兵力日增，火器精、弹药足。（2）向、乌配合较好，前后路军事行动基本相互策应，诸镇协“均能同心协力……具有天良”，[20]清军战斗力得到较好发挥。从太平军方面考察，洪秀全等在三个战场实施单纯防御战略，导致太平军难以摆脱清军围困的被动局面，只好在兜了一大圈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新墟，丧失了发展的时机，损失了有生力量。而且，洪、杨在新墟战场还是固执于单纯防御，这是引起战局恶化的内在军事因素。

以风门坳隘口失陷为节点，新圩战局分为两个阶段：（1）向、乌策划了数次大会战，彼此呼应，同时进兵，致使太平军腹背受敌，三面作战，相继失去双髻山、猪仔峡、风门坳诸要塞，被迫放弃紫荆山阵地。（2）太平军固守新墟一隅，向、乌会师合围，形成一个打击重心，频繁配合进攻，迫使太平军实施第四次突围转移，以求生存和喘息。

此时，清军内部仍然矛盾重重，但主要矛盾并非向、乌矛盾，而是前路的乌兰泰和达洪阿之矛盾，后路的向荣和巴清德之对立。向、乌之间的磨擦被隐蔽起来，他们都苦于应对新对立面的挑战，真有点同病相怜。

达洪阿是鸦片战争时名噪一时的宿将，对年轻、不大出名的乌兰泰，当然不放在眼里，更嫉恨乌指挥前路各军，故而在会战时存心拆台，对绿营将领向荣则更加蔑视。当达洪阿进军前路时，向荣要他折回大樟防堵，达“不听其言，仍行前进”。刚到赛尚阿大营不久的姚莹与达洪阿在台湾曾有一段抗英交情，他告诉达洪阿，“细看乌、向二位，似乎乌之为人尚为忠实”，又劝达与江忠源结纳。[21]达既看不起向，也排斥乌，当他到前路驻扎后，“乌以愚弟帖遣弁诣达军，达怒毁其帖，詈其差弁”。7月26日，乌兰泰在向荣支持下五路进攻新墟，达洪阿一路负责切断新墟与莫村两大太平军据点间的交通线，但达“因按兵不复渡河，乌进兵攻贼，达亦不接应”，于是，太平军各据点联成一气，设置伏兵、疑兵，出击反攻，乌兰泰的进攻计划遭挫。[22]姚莹闻讯，致函劝说达洪阿：“吾弟务必与乌都统同心合力，切勿以前此称谓小错芥蒂胸中，致误大事，自堕英名。天下皆知吾弟，成功之后，人无不颂吾弟之功，断不为乌所掩耳。”[23]

第二天，向、乌又组织会攻，在达洪阿影响下，李能臣、经文岱部滇兵也未出队，乌兰泰空手悻悻回营，十分无奈，只好压住火气，吁请达洪阿指挥诸军。达遂参与8月6日进攻新墟之役，太平军声东击西，粉碎了清军围剿计划。

8月11日，向荣袭取双髻山要塞。次日，达洪阿独出挑衅太平军，遭伏击大败而回。他从此泄气怠战，借口“火药不敷，咨抚军，扎粮台，催火药三万斤，到齐然后出队……（每战用火药，合计枪炮不过数百斤，多索者率折赀耳）”。[24]一拖半月不战。8月27日，他又请病假赴浔州调养，改由刘长清接统其军，乌兰泰才得以统一事权，前路军事开始活跃起来。

向荣攻陷双髻山立功，引起了巴清德的不安和嫉妒。向还想贪功速战，主张“乘胜直捣花雷、茶地等贼巢，巴都统以‘五不可’之议牵之不果行”。向“以巴都统职分较尊，不敢与之力争，而以‘五不可’之说密行钞呈”。及至8月20日，密呈才送达赛尚阿之手，22日获准拔营前进，“其时，贼首俱出山往新圩，而风门坳之险隘，又为贼所防守，失此机会之第二次也”。[25]向、巴矛盾使得太平军有机会毫无损伤地完成了从紫荆山区到新墟的转移，清军却丧失了乘胜追击、夺取紫荆、劫掠太平军辎重的最佳战机。8月28日，向荣袭破风门坳，清军前后路合围新墟，太平军处于军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有些史料根据向、乌后来的尖锐对立，加以追溯，把向、乌争功描述为新墟战场上清军阵营内部的主要矛盾。证之史实，多系事后追叙，而且，其作者后来介入向、乌矛盾，或者受到某些影响，因而作了不实的记叙。至于历史档案、丁守存日记、姚莹（此人为乌兰泰谋主）都没有只字记载此时向、乌矛盾之事，而此后则出现这方面的大量记载。这些当事人记叙的第一手史料，均未发现有关向、乌争功的记载，应当比较客观可信。可见，新墟战场向、乌关系基本和缓，他们都面临着各自对立面，都遭到对手排斥和轻视，向、乌之间能够多次相互配合行动，组织会攻，而且取得较好战绩，致使太平军几次受挫，屡失要塞，陷入重围。相反，向、巴矛盾和乌、达矛盾，则成了太平军能够艰难生存、突围成功的重要因素。

就清方而言，赛尚阿已经暴露了懦弱无能的性格，他既不能制服前线的满族悍将，以消解矛盾；又不能灵活玩弄权术，利用和驾驭矛盾，整合前线指挥体系，只好呆在桂林城内大讲和衷共济、大局为重之类的空话，实际上听任矛盾自行发展，导致多次贻误军机，钦臣只能痛疾哀叹。

三、向、乌矛盾的暴露和发展

向、乌矛盾的暴露始于官村岭战役之后。

太平军自新墟胜利突围，乘雨疾进，集结主力于思旺，南北展开兵力，控制了桂平、平南、永安之间的交通枢纽，向、乌紧急协商决定：乌军实施紧逼追击，向军由南面平行追击，堵住太平军南进平南的交通线，并将其挤压在思旺一隅，一举包围歼灭。于是，乌军立即连夜追击，1821年9月12日，抵达思旺水西岸之龙街，张敬修部进驻得胜。

根据向、乌会商计划，向军当天应抵横岭驻营，其前队刚渡过思旺水，忽遭东岸一支太平军伏击，向军全渡追击，改变了原来驻营横岭之计划，进至距横岭约20里的官村岭扎住。向即通报乌兰泰遣军策应，乌乃令秦定三部渡河接应向军。是夜，“大雨倾盆，火药皆湿，兵役并无雨具，营盘未立，锅帐器械，因泥淖未到齐”。太平军主力乘雨由思旺冲出，并于官村岭左设伏兵夹击，向军大溃，“各将帅仅以身免”，[26]秦定三的接应军，则“在山峡中为贼所阻，不果至”。[27]

史家论述此战著文颇多，几乎都搞错了战场地址，称之曰“官村之战”。其实不然，缺一“岭”字，却相距近10里。官村乃一大圩镇，房屋店铺甚多，向军何以任由雨淋而不住民房？为什么未见巷战记载？此战实际不在官村，而在官村岭，“距思旺二里许，俯瞰思旺圩”，[28]岭上并无民居，故向军淋成落汤鸡，突遭思旺太平军的伏击。

次日，乌兰泰督军驰援，战役已告结束，向荣逃到平南，乌军遂呆在龙门，武装监视太平军。有人说，乌军在莫村，当夜对向军被歼作壁上观，实系子虚，冤枉了乌兰泰。

向荣吃了败仗，迁怒于乌，“总以乌军扎营太远，不肯前移逼近之故”。[29]从此长期消极怠战，进而有意拆乌兰泰的台，图谋报复；乌兰泰也以牙还牙，永安战场上遂出现了向、乌对立和倾轧的闹剧，赛尚阿本人导演拙劣，其幕僚及各将都情不自禁地卷入向、乌冲突，清军内部矛盾越发不可收拾，以致六七万大军在永安围困万余太平军长达193天，竟然不能合围，更未能接近州城，而且被太平军成功突围，潜袭省城桂林。究其缘由，向、乌冲突难辞其咎，堪称军兴以来清军阵营发生的涉及面最广、层级最高的内斗丑剧。

其中，赛尚阿是个两面派，他对向、乌态度前后转了180°的大弯，也使向、乌矛盾在永安经历了两个演变阶段。

1.扬乌抑向阶段

官村岭丧师后，向荣的日子委实难过：上有咸丰帝的斥责、赛尚阿的冷脸，外有乌兰泰、姚莹等的攻讦嘲讽，在同僚与下属面前丢尽了脸面，同时内部还有巴清德的怨愤掣肘。面对困境，骄矜世故的悍将向荣即采取装病躺倒、消极迁延的态度，拥兵自重，不急速合围永安，有意拖延战局，致使乌兰泰不能独毕其功，弄得咸丰帝批评，大家都有一份。这种伎俩使赛尚阿大吃苦头，也使前期永安战局深受影响，太平军只要集中精锐防御南路积极进犯的乌兰泰军，北路仅须据险防御，即可对付疲弱多病、消极无为的向荣军。

太平军初克永安，乌军间道驰抵城南，乘太平军阵地和防线尚未构筑完成，立即迅猛发动进攻，欲撇开向荣单干，独吞克城大功。但太平军粉碎了乌兰泰的妄想，击退乌军几次进犯。乌兰泰承认：太平军“各营添挖深沟二、三道，暗穿地道，伏设地雷，立将我兵进路挖断，故初十日极力攻之，一营未下”。[30]此后，2万余太平军布防永安内外，构筑起坚固的防御体系，乌军屡攻水窦要塞，却寸步难进。乌兰泰单干未遂，只好寄望向军的配合。但向荣主力绕道迁延，北路清军单薄，开始只是临时募集的壮勇，其后李能臣、刘长清部滇川之军，只能防堵，根本不能发动攻势。赛尚阿焦盼向荣速行北上，由严饬改为“温语劝之”，姚莹“亦作书相劝”，[31]败将向荣竟拉起架子，仍是姗姗慢行。10月9日，长瑞、李瑞率主力由太平圩拔营，自旱路间道前进；19日，前军至永安东路古苏冲，即遭太平军夜袭劫营，丧失器械锅帐，遂龟缩至大峒，后由向荣命令，竟改由北路从平乐绕道荔浦，29日抵新墟，在战场外面兜了一个大圈，延宕时间1个月。

向荣本人先说要防堵平南，再索要补给军械，之后又请病假，将所部交付巴清德管带，10月10日离昭平赴梧州治病，14日返回昭平。18日，巴清德亦称病到梧州。26日向荣抵平乐，再请病假20天，又委巴代管其军，他到桂林养病，拒绝去永安前线。

赛尚阿初主持军务时，欲倚向荣破敌，对之颇为宽容。当奉旨复查向荣循私保举其子一案时，赛将责任扣到周天爵头上，说周“人本憨直，惟多率意而行，毫无区别之处。众心益难倾服，办理更觉掣肘”。有意为向荣开脱，说向继雄保举系“同营将弁公呈，求李星沅保奏，并非向荣之意”。至于军心散失原因是李星沅扣了赏银，责任又推到死去的前任钦差身上。[32]对此，向荣十分感激，在新墟战场确实卖力，赛也倚重向荣，在向、巴冲突时，支持向荣。

官村岭大败，平南迁延，赛对向开始失望，姚莹、江忠源等从中挑唆，乌兰泰驰援积极，猛攻水窦及城南，赛即把攻克永安的希望放在乌兰泰身上。姚莹趁此大肆扬乌贬向，他说：“盖我兵所恃善战者，乌、向二人……向犹轻锐不能无败，乌则精稔不败，向已有前日之失，乌不可小挫也。”[33]还有意激怒赛尚阿说：“中堂严责之（向荣——笔者）不动，善劝之不动，使人愤懑欲死。”“而向之举动如此，中堂亦无如之何！”[34]当李瑞军营在古苏冲被劫后，姚莹立即发动攻势，三天内连写二状，主张严参李瑞、向荣，治以重罪。赛尚阿果然照办，褫夺向荣军权，令巴清德指挥，姚莹为监军。向荣满肚子委曲，提出拜谒赛尚阿，“意必有欲达之词，揆帅不容陈禀，催令即赴平乐防堵，因其迁延，未予重兵。而向提军怏怏不肯往，兼以胸口痈毒未痊，遂听其调养于舟中”。[35]11月19日，赛又提出“以乌都统总制诸路，乌力陈其不可，因止（乌实自知不能也）”。[36]

乌兰泰、姚莹排斥向荣得逞，一时气焰甚炽。姚莹挥舞刀笔，连续参劾李瑞、李伏、长瑞，以翦除向荣党羽。同时，又对巴清德发起攻势，痛批“巴以都统主兵，刘（长清）诸事让之，巴最胆怯，而人极糊涂，不识汉字，一切听手下人主意，赏罚颠倒，士心不服，此二营皆不得力”。结果，“奉旨褫巴职，中堂令其往平乐防堵，以兵归刘一营，人心大悦服，事权归一，刘乃可以办事，气象一新，此军中一大转关也”。[37]因刘长清资历较浅，性格懦弱，在军中并无威信，姚莹如愿以偿，可以乘机独揽北路军权，为所欲为。

为了铺张战功，姚莹串同南北路发动了几次会攻，但毫无进展，姚莹等则抱怨北路军作战不力：首先是刘长清部，“四川兵钦使以为极佳，人亦不敢言其懦，实则见贼即逃，逃则必死……广西兵近来似稍稍学好，云南兵本无所用，不论其短长”。[38]原来吹嘘刘长清“可以办事”的姚莹，又翻脸告状，说刘威望太低，要求撤换。一句话，姚莹自认为没有责任。

至于南路，姚莹等则独扬乌军，排斥欺凌张敬修、许祥光等部壮勇。他指责许祥光擅自在濛江撤防、转移昭平，令其返回南路；严词诘问张敬修不向他报告军情，“何以数次为贼所却退”？[39]于是，乌兰泰成了骄子，他看不起诸将，又蔑视赛尚阿的亲信幕僚丁守存等，最后竟不买赛尚阿的帐。于是丁守存等相继卷入冲突，扬向贬乌，姚莹密告乌兰泰说，“揆帅于吾弟爱人极深，而一、二小人数进荒唐之言，始虽不信，迨浸润之后，不能不以为疑”。[40]

北路军散漫怯懦依然如旧，调整势在必行，大本营幕僚开始活动，力挺向荣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时，新调总兵邵鹤龄到了桂林，经丁守存等人游说，12月13日，他与丁等劝说赛尚阿收回成命，“仍以（向）军门总统北军，至于泣下”。直至12日半夜，赛尚阿才“慨然许之”。大家又请邵鹤龄“往劝向军门驾，慨然有报国之思，遂回明揆帅定局”。17日，正式任命向荣统率北军，赛还不放心，把向继雄“派随揆帅行辕营务处行走”，实际“颇有为质之意”。[41]29日，向荣抵永安前线，代替刘长清督办北路军务。至此，永安攻防战事已历时三个月之久。

2.扬向抑乌阶段

向荣复出，姚莹的监军成了虚衔。向荣立即与邵鹤龄借口整饬军纪，翦除乌、姚羽翼，以泄私愤。首先令李能臣率滇兵“孤军独从西南二岭村进剿”，[42]1822年1月12日，北军与太平军会战，向荣报告赛尚阿云：“亲见各路兵皆如期而到，独滇兵到迟，且不上前出力。”李能臣罪名是“阻误新令”，赛尚阿即怒将李“革职拿问，锁解行辕”。[43]姚莹揭露说：向荣与李能臣“今夏在桂平时口角相骂有隙，而邵镇旧在云南李镇标下亦不甚洽”，[44]此事乃向、邵联手报复耳。姚莹为此向赛尚阿、邹鸣鹤、严正基等大发牢骚，尤其更不满向荣根本无视他这个监军，他说：“此人……恃其圣眷，既逼而骄，难与之言，本司惟转运供其军需不误而已。防堵乃本司之事，伊且任意檄调，并不关商，他事可知。”向荣令王锦绣统率滇军，姚莹攻击王说：“其人已逾七十而无胆，前次郁林之役说患腰痛未尝一战。”[45]为了取得赛尚阿信任，向荣督诸军向州城逼近移营，采取攻势，迭获小胜，北路军势始趋好转。乌兰泰此时则效法之前的向荣，转而消极怠战，按兵不出，拒绝出兵配合北路的攻势，冷眼旁观，拆向荣之台。姚莹通报说：“北路诸军谓……南路未肯出力，恐吾弟以期由南订，有见怀之意。”[46]向荣乘机向赛尚阿进谗，“屡言南路无功，以为每次胜仗皆非真确，并云现添四营，逼近水窦而空营无人，乌并不在营中等语”。[47]

于是赛尚阿渐渐又对向荣感兴趣，对乌兰泰则提出告诫，他通过姚莹转告说：“中堂见北军屡有起色，南军未见大胜，甚以为念，恐吾弟兵将或不得力，反让向一人见功。嘱兄致书，其意盖爱弟之深，忽望功出南军耳！”[48]但乌不理睬警告，也不为所激，照旧怠战，向荣及赛营幕僚们联合离间，赛尚阿对乌兰泰开始失望，姚莹密函乌兰泰说：“向之为人，揆帅本知，嗣为夤缘左右，每次具禀，盛自夸张，渐觉其好。”[49]后来，“向甚得志，言无不听”，“中堂深信其言，反疑乌之言不实，本司为之申辩，则复云：乌近日声名甚劣等谕，是又欲以此陷乌也，冤哉”！而且，赛尚阿严令姚莹查核：向荣指控乌军在南路添设四营之虚实。[50]

此时赛尚阿已经转了180°的大弯，向荣与乌兰泰也调换了位置，而前线唯向荣多次进攻，唱独角戏，太平军则集中精锐捍御北线，南路战事沉寂，清军还是没有进展。

咸丰帝多次严斥赛尚阿调度无方，赛于2月12日亲赴永安前线督战。五天后，因向荣遣散赛带来之兵勇，姚莹乘机面谒赛尚阿告状，认为向荣居心叵测，赛却极为冷淡，“不数语，即谕使退，云：当与军门（向荣）议兵事”。姚莹深知失宠，气愤地指责赛尚阿：“举动如此，复何敢言？”[51]

向、乌看到赛亲自驾到，争着表现，向军首先在北路发动攻势，欲占西炮台，赛派幕僚督阵，乌亟欲邀功，奉命亲率3000人北上夹攻，一度抢入西炮台，但“南军之来，北军已有忮心，兼以士观察、三郎中持令前往，愈加推诿矣”。[52]姚莹致函乌兰泰，打抱不平说：“此天使吾弟忠诚表具于北军也。及见中堂，言不能入，而我辈之心已尽。”[53]乌兰泰从此不再北援，赛催其出战，乌竟“大肆强辩”，违抗军令，赛也无可奈何。[54]

四、向、乌矛盾与清军战略上的混乱

向、乌矛盾还源于双方的战略分歧，并贯穿整个永安战局。由于赛尚阿不懂军事，无所适从，导致了清军战略指挥混乱多变，为太平军生存、防御和突围提供了有利因素。

早在1821年10月12日，向荣就致函乌兰泰，提出了永安之战略设想：

欲将各路官兵概行调集永安迤北一带，联络扎营……全力齐攻，蠢兹丑类，谅不难殄灭；即或贼匪逃窜，我兵追剿，亦易得力。[55]

向荣主张放弃已经屡遭失败的四面围困、多面向心攻击的错误战略，改行集中主力突破永安北路，以预备队在运动中歼灭太平军的新战略。

乌兰泰却反对向荣的新战略，仍坚持四面围困、重点进攻水窦的传统战略。赛支持乌，10月12日命令姚莹以2 000人防守北、东两路，8 000人东西夹攻水窦，“水窦可得……永安城不难破”。[56]向荣抵制，提出主力集结于黄村、仙回岭一线，姚莹攻击向荣称，“并未定许同乌军夹攻水窦，殊不可解，岂不愿与乌共功名耶”？！[57]

向荣我行我素，赛尚阿只得让步，“姑听其自北路进兵，特开水窦一路以为南窜”的方案，“乌都统束书至，为之恸哭”。赛命令：“待向军到，合刘、李之军全力攻城，使乌军阳攻水窦，并阻莫村之贼。”[58]同一个赛尚阿，四天之内就自己否定自己，既同意向荣北路攻城，又支持乌兰泰阳攻水窦，弄出个似向似乌、非向非乌的方案，反而招致两员悍将不满，其实，赛只想早点拿下永安好向皇帝交差。后向荣离职，姚莹乘机兜售乌兰泰方案说：

夹攻水窦，上策也；夹攻莫村，中策也；冒昧攻城，是为下策。惟乌都统一人意见相同。众口哓哓，既已是非淆乱。[59]

可见，北军众将也反对南攻水窦，乌、姚是孤立的少数，姚莹只好大骂向荣避贼误国，实际威胁赛尚阿放弃攻城“下策”。乌亦致函赛表示反对，并以二旬不战，练兵习武以示抵制。结果是南北各行其是，形成水窦和州城两个攻击重心，结果均无进展。

向荣复出后，仍然坚持原来方案，赛尚阿转而支持，1822年1月2日，向致函乌兰泰，要求他挑选千余黔军，北上支持进攻州城。[60]赛施加压力，姚莹劝乌让步：“兄意水窦难攻，不如舍之北图，先攻其近城贼营。”[61]乌仍拒绝，以种种借口不愿北上会攻。1月底，他又提出：“使许张二道佯攻水窦，伊专攻莫家村。”④姚莹认为乌有道理。结果，乌、向两军还是互不联络，各自进攻，太平军未费大的气力，屡次击退敌人，成功捍卫城防工事。

接着，姚莹又与江忠源搞了个“锁围法”，主张合围永安，江为此游说向荣，当面被向奚落一场，乃满怀恼怒，离开永安回乡。

赛尚阿到前线督师，又令乌军北援，冲入西炮台，但向军不接应，乌兰泰从此拒绝北上，并与赛当面顶撞，南北还是各搞一套，无法统一军事行动。

史实表明，永安战场上的向、乌矛盾，导致了清军组织体系、战略和战役指挥的分裂，六七万清军围困两万太平军，因缺乏统一的战略指挥，竟然未能合围孤城。而且，清军没打过一次像样的攻坚战，从赛尚阿起，到向、乌、姚及各将领都把颇多精力消耗在内部倾轧上，以致太平军成功坚守孤城193天后，因粮盐、火药告竭而从清军缺隅的东路突围转移。这种长期围而不攻，围而缺隅，正是向、乌矛盾的产物，却多次为太平军提供了有利战机。

五、向、乌矛盾的告终

1822年4月2日，太平军趁夜冒雨由向、乌谁也不管的东路迅速突围。次日凌晨，清军追击。北路向军和春、长瑞等实施紧逼追击，乌军亦从南路追击。刘长清绕道平行追击，欲截断太平军进军昭平的交通线，张敬修驰赴昭平，王梦麟进援平乐，此外又派3 000余兵勇去荔浦防堵。向荣由茶山间道疾行，欲与北路追击军夹击太平军，但山隘被掘断，向军乃折至古苏冲，遂与乌合军咬住太平军后队秦日纲部及家属。6日傍晚，秦部被逼入平冲峡谷，清军深夜抢占制高点龙寮岭，切断秦部退却线。7日凌晨，向、乌联军发动总攻，歼灭太平军2 000余人。此战，向、乌配合较好，都害怕放走太平军受到惩处，故暂时联军追击，使太平军惨遭军兴以来最沉重的损失。

但战后，乌兰泰骄傲狂悖至极，立即提出乘胜追击，向荣对官村岭惨败记忆犹新，力主持重，建议驻屯休整，探明路程、敌情，再行追击，诸将多支持向。乌则以为向嫉功拆台，越加执着，坚持即追，二人争执，诸将无可奈何，遂劝向荣顺从乌兰泰，督率疲卒追击。

英勇的太平军义愤填膺，切志同仇，向敌人讨还血债，他们在大峒地区的崩冲、旱冲谷地预设伏击战场，主力控制周围制高点，切断谷地各条交通线。8日，太平军诱敌部队将清军从龙寮岭诱入谷地，众多伏兵四面轰击，接着发起冲锋，包括四名总兵在内的三四千名清军全部歼，乌兰泰仅以身免，幸被向荣在山外的预备队接应救出。姚莹哀叹：

二长镇及邵董二镇均被难，各将死者甚多，乌之兵仅存数十人……向之兵将自四镇外，死者八百人。此真不料之事，岂天亦助贼耶！[63]

向荣与乌兰泰无功可争，如今都坐在同一条失败的破船上，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都等待着咸丰帝的惩处，先前的威风扫地已尽。慑于太平军的威力，乌兰泰龟缩在古苏冲三天未动，收拾残部，料理丧事，眼瞪着太平军在大峒补给休整，不敢进犯；向荣折回永安大营，向赛尚阿报丧。太平军夺得了战场主动权。洪秀全等因平乐、昭平、荔浦皆有清军结集，决定避实就虚，间道奔袭桂林。向荣闻讯，匆忙入省，仅比太平军提前半天进城，立即担任防守桂林的总指挥。乌兰泰受命追击太平军，他又羞又怒，率骑兵疾追，4月19日，抵桂林城南，立即率700骑兵欲夺将军桥，以便袭击太平军后路，但遭到太平军密集枪炮火力的伏击，乌“两胁及左膝盖中弹……骑兵溃散，退至六塘”。[64]乌兰泰因伤重赴阳朔医治，2月8日不治身亡。太平军除掉一个凶悍的顽敌，向荣也少了倾轧的对手，向、乌矛盾作为清军阵营的重大丑闻宣告终结。

但这段丑闻的历史却出现了不同记载。姚莹等人对乌的英年早逝分外伤心，竭力扬乌贬向，编造历史，有人撰写了《乌兰泰传》，吹嘘其“战绩”；[65]还有人在桂林留下了“题壁诗”，把乌兰泰打扮成忠诚无私、勇毅善谋，却遭到向荣谋害的“英雄”。

向荣的帮兄弟十分不满，编造了另一种扬向贬乌的历史，广西绅士、状元龙启瑞在桂林守城时与向荣过从甚密，极力抹黑乌兰泰，并称乌在新圩就忌向功而拆台。《发逆初记》走得更远，宣扬向荣是一贯正确的常胜将军，乌则偏狭妒忌，导致向功败垂成。于是，围绕向、乌关系，历史上因此留下了诸多纠缠不清的疑案。

以上我们从历史档案和当时记载考察了向、乌关系的演变过程，他们都是清军高级将领，体现了封建军阀的阶级本性，残忍、贪功、自私、骄横和投机是他们的共性。乌更显得桀骜不驯，刚愎暴虐；向则虚伪狡诈，事故逢迎。在腐败的清军中，他们是佼佼善战者，当他们配合一致时，如中坪、新墟战场，太平军则遭遇劲敌，多次面临失利的困境，清军战局则相应取得进展；当向、乌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就会引起清军营垒的严重分裂，致使太平军在优势清军包围下得以长期坚守永安孤城，最后取得了突围成功和大峒伏击战的全胜，并夺回了战场主动权，开启了积极运动、攻克城市的新的战略发展阶段。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注释】

[1]《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2。

[2]《周天爵致赛尚阿函》，附于《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8—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周天爵：《致鄂督函》，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第284页。

[4]《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3。

[5]《与周敬修中丞》，《李文恭公文集》卷14。

[6]《周天爵致赛尚阿函》，附于《赛尚阿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8—4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与向欣然提军》，《李文恭公文集》卷12。

[8]《与周敬修中丞》，《李文恭公文集》卷14。

[9]《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4。

[1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4。

[11]《乌兰泰奏》，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73—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徐广缙片》，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23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乌兰泰奏》，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73—3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乌兰泰奏》，宫中朱批奏折，革命运动类·太平天国，第73—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

[15]《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

[16]《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4。

[17]向荣：《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27年，第686页。

[18]《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

[19]《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6。

[20]《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6。

[21]姚莹：《与达都统》，《中复堂遗稿》卷2。

[22]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283页。

[23]姚莹：《与达都统》，《中复堂遗稿》卷2。

[24]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87页。

[25]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82页。

[26]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88页。

[27]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88页。

[28]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88页。

[29]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91—292页。

[30]乌兰泰：《致揆帅禀》，《中复堂遗稿》卷2。

[31]姚莹：《至新圩回成算已得事尚为状》，《中复堂遗稿》卷3。

[32]《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6。

[33]姚莹：《诸将进攻之信未确状》，《中复堂遗稿》卷1。

[34]姚莹：《向提督藉病逗留状》，《中复堂遗稿》卷3。

[35]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91—292页。

[36]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93页。

[37]姚莹：《与严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

[38]华翼纶：《寄邹中丞》，《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

[39]姚莹：《与署右江道张观察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

[40]姚莹：《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699页。

[41]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298页。

[42]姚莹：《滇兵寡弱不宜速出二岭移营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43]姚莹：《复严方伯书》，《中复堂遗稿续编》卷2。

[44]姚莹：《滇兵寡弱不宜速出二岭移营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45]姚莹：《王梦麟守昭平不宜动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46]姚莹：《与乌都统》，《中复堂遗稿》卷2。

[47]姚莹：《贼将西走亟当堵截向提下令追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48]姚莹：《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699—700页。

[49]姚莹：《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721—722页。

[50]姚莹：《贼将西走亟当堵截向提下令追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51]《中复堂遗稿》卷4。

[52]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02页。

[53]姚莹：《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721—722页。

[54]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06页。

[55]向荣：《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688—689页。

[56]《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57]《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58]《中复堂遗稿续编》卷3。

[59]《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

[60]向荣：《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688页。

[61]姚莹：《致乌兰泰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第702页。

[63]《中复堂遗稿》卷4。

[64]《中复堂遗稿》卷2。

[65]《忠义见闻录》卷4《乌兰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