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律》

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但历代君王都明白，治国的基础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而是法律。一个社会只有法制健全，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犯罪行为的出现，让社会个体的生活有规范化的准则。所以，历代有为君王都会重视法律建设，也会在某些时候遵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的法律精神。历史上也不乏重视法律、对抗权贵的官吏。可以说，法律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一个尊重法律的政权，会让百姓更有安全感和归一感。

在中国，法律的发展完善经过了长期的过程，又因朝代的不同各有特色。有些君主受黄老思想影响，或因为国家状况不得不实行从轻的法律；也有一些君主为了钳制百姓，滥用酷刑，导致怨声载道；还有一些君主因为国家状况需要，不得不颁布严峻的律法来维护统治。总的来说，盛世施仁政，乱世用重典，是有识之士的共识。倘若反过来，往往造成天下大乱。

而隋文帝想要制定新的法律，直接原因是他对北周法律的不满。周宣帝颁布的那部天怒人怨的《刑经圣制》，大大小小的罪名将近两千条，老百姓坐在家里都可能不小心触犯到法律，这样的法律让人们动不动就“犯罪”，也就不在乎是否会犯法。更有人会想反正犯大罪和犯小罪的处罚差不多，犯大罪倒更划算。这就是滥用重法带来的坏处。(www.guayunfan.com)

《刑经圣制》颁布后，一向闷不吭声的杨坚头一次对皇帝进谏，可见他对法律实施的重视和担忧。周宣帝死后，杨坚当上大宰相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废除《刑经圣制》，颁布了一部《刑书要制》，革除了周宣帝时期的酷刑和峻法，也迅速地收买了人心。杨坚尝到了甜头，也明白了一部清简的法律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杨坚登基后，依然坚持法律是治国的基础，于是命高颎、杨素等人重新制定法律，后来又由苏威、牛弘等人加以修改，这部新出炉的《开皇律》遂成为隋朝立国之本，而这部法律也受到了官员和百姓的欢迎。

《开皇律》有《名例》、《职制》、《户婚》、《厩库》、《卫禁》、《贼道》、《擅兴》、《斗讼》、《诈伪》、《捕亡》、《杂律》、《断狱》十二篇，五百条，被评价为“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从汉代以来，中国的法律越来越密，南北朝时期，律法更是密密麻麻，处罚也日趋严重。直到北齐时候，高湛才改变了这个局面，将国家法律定为十二篇四百九十四条，隋朝的法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细致地增删修改完成。

由此可见，隋文帝并不是一个开创者，他的优点在于能够吸收历代统治者的长处，做一个集大成者。这个特点又恰恰符合了他的历史位置：乱世的收尾者，盛世的奠基人。他大刀阔斧地摒除了前人的弊病，将前人制度的优点保留下来，这种集大成，本身就是进步。《开皇律》也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律，它的精神是忠君、宽容、人道，废除了历代法律的诸多陋习，让法律不再是精神枷锁，而成为维护社会与人际关系的纽带，由一种消极的钳制变成了积极的推动。《开皇律》是一部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法律。与北方过去混乱的法律比起来，《开皇律》不但律令明晰，还有许多优点：

《开皇律》最大限度地限制了酷刑、减少了死刑。

中国的刑罚制度由战国时期开始发展，有死、流、徒、鞭、杖五种刑罚，历代刑罚中不乏宫刑、车裂、枭首、连坐等残暴行为。杨坚命令将这些刑罚一律废除，这些野蛮的刑罚令人深恶痛绝，一旦废除，无疑大快人心。据统计，新法令废除了过去的八十条死刑，一百零五条流刑和上千条酷刑，百姓怎会不拥护这样的法律。

律令是基础，执行也是一大重点。隋文帝又在法律程序方面制定了若干规矩，让国家司法朝更有利于民众的方向发展。隋文帝规定，但凡百姓对判决不服，或有冤屈者，倘若当地机构不予受理，就可以越级上告，若州官还无法解决，可以一直上告到朝廷。这种规定，已经接近于现代法律。

在审讯过程中，律法强调减少刑讯逼供，明确规定拷打犯人不得超过二百下，尽可能避免屈打成招，体现法律的公正。此外，即使犯人被判处死刑，也要“三奏后行刑”，这又延长了判决的过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冤案产生。

《开皇律》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法律，它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首先就是要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开皇律》规定，重罪有十条，分别为谋反、谋大逆（毁坏皇陵）、谋叛（叛国罪）、不道（引起社会公愤的恶行）、恶逆（殴打、杀害尊长）、大不敬（冒犯皇权、毁坏皇家物品）、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近亲私通危害家庭伦理），这十条重罪又被称为“十恶”，也衍生了成语“十恶不赦”。触犯“十恶”的犯人，“虽会赦，犹除名”。由此可知律法对皇权、对伦理的重视，律法的条条框框，都在维护封建社会的道德和秩序。

统治阶层不只有皇帝一个人，还要兼顾官员和贵族们的利益，以保证统治集团的稳固。在这一方面，律法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犯人给予特权，可以减免刑罚。后来，这种维护贵族、功臣的律条发展为“议、减、赎、当”制度，为当权集团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继三省六部制之后，《开皇律》是杨坚对中国历史的又一伟大贡献，这部集大成的法律为后世立法提供了基本原则，搭建了基本框架，此后的朝代基本依从《开皇律》这一蓝本。故《开皇律》标志着中国法律的成熟，它与西方526年颁布的《查士丁尼法典》（又称《民法大全》）并立，各自成为欧洲、东亚的立法规范，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法律的确定与完善，令隋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成熟的风格，有法可依，有理可据，整个官僚集团能够不慌不乱地进行国家建设，使隋朝的发展稳健扎实，这也正是杨坚为人、为政的特点。不论从理念上、形式上还是执行上，这种加强君主专制的法律，也为今后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