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绿路寻方献夫

空同翠色满天地，一曲闲将荡酒卮。

谁醉谁醒都不定，此中流止有天机。

此诗题为《观翠流觞》，作者乃南海方献夫。诗句颇堪品味，而方献夫与广州越秀区观绿路之缘，也似半醉半醒说不清楚。

观绿路原名官禄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之风刮起，“官禄”二字被视为“四旧”，于是取谐音改成“观绿”。此名倒也雅致，故“文化大革命”后便没有改回原名。

官禄路原名官禄巷，民间流传因有方献夫的赐书楼、阁老府而得名，古籍虽有说官禄巷曾有方献夫建的赐书楼，但没有说官禄巷的得名乃因有赐书楼、阁老府。乾隆《广州府志》记：“赐书楼在官禄巷，大学士方献夫建。”同治《南海县续志》说：“献夫府在西城，有赐书楼，藏《明伦大典》处也。”民国初期黄佛颐编著的《广州城坊志》引《恭岩札记》说：“（赐书）楼毁于火，（阁老）府今亦荒废。有人得其遗砖，篆书‘阁老府砖富寿万年’八字。”

这里不去探究巷名是否因有方阁老的府第而得名，只说官禄巷阁老府的主人。方献夫曾居广州老城，城中亦曾立有朝廷表彰他的牌坊。赐书楼是方献夫为收藏明世宗赏赐他的《明伦大典》而建（此书他参与编纂）；立于五仙观附近的“太宰宗伯”牌坊、立于今诗书路西侧的“黄阁宰臣”牌坊都是纪念方献夫的牌坊。楼与牌坊虽然早已不存，但古书有记，可证方献夫乃曾住在广州城中的高官。

方献夫（1485—1544），字叔贤，南海丹灶人。昔日广州城的西部属南海县，广州与南海紧密连在一起。他是明代的三朝元老，在弘治、正德、嘉靖三个皇帝执政时期都当过官，历任礼部主事、太子太保、代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是个学者官员。他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来辞官回乡侍奉母亲。母亲去世后，于正德年间先后出任礼部主事、吏部员外郎。此时与理学名家王守仁（阳明）过从甚密，获益良多，并拜王守仁为师。后来干脆辞职回南海西樵山钻研理学，于正德十二年（1517）在山上创办石泉精舍（后称石泉书院），在此读书论学达十年，常与湛若水、霍韬等学者切磋学问。方献夫被称为“在广东传播阳明理学第一人”。后来，方献夫居于广州官禄巷，石泉书院亦迁到广州城西门外的龟峰寺附近。

方献夫纪念馆

嘉靖元年（1522），明世宗登帝位，方献夫被召回京师复职。此时，皇帝正为“皇考”的封号而头痛。原来正德帝（武宗）死后无子才传位给嘉靖帝（世宗），新皇帝即位例必给父亲封“皇考”，这封号应封给正德帝之父弘治帝（孝宗）还是给新皇帝世宗生父兴献王呢？在此问题上，朝中大臣分为两派。方献夫与礼部尚书霍韬认为皇帝不能作无父之君，应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弘治帝为“皇伯考”。二人商定由方上疏，若有不测再由霍韬力保。于是方献夫上疏，还引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之说。此论正合世宗之意，他称赞方“论才智无人比得上”。但方献夫的上疏被大臣们认为阿谀奉承不讲原则，对方颇多意见，世宗升方任侍讲学士之职也遭不少大臣反对，方献夫愤而辞职回广东。过了两年，世宗再召他回京，参与编修《明伦大典》。方献夫先后任大理寺主事、礼部右侍郎、代礼部尚书等职。至《明伦大典》修成时，又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其时朝中官场斗争激烈，他感到京官难做，遂两度上疏辞职，世宗虽批准，但仍给他保留官衔。

嘉靖七八年间，方献夫已居于广州西城中，赐书楼府第应是建于此时。嘉靖十一年（1532），方献夫再度应召上京，以武英殿大学士之职入阁辅政，兼掌吏部尚书事。因此，其官禄巷居所被人称为阁老府。他在此高位两年，尽力持中守节，不与权臣附会，还多次力保罪臣免祸。终于，他还是为远避是非而引退回广州，家居十年后病逝。世宗赐谥“文襄”，葬于南海西樵。

方献夫的著作有《周易约说》、《学解诸说》、《程子语》、《西樵遗稿》等，此可见他是位学者官员。细查其经历，他并非迷恋官禄之人。他建宅第时此地绝非名为“官禄”，至于后人称此巷为“官禄”，也应不是方献夫的本意。当代改称为“观绿”，倒颇合方献夫的性情。当年方献夫的宅第已无迹可寻，但他追求学术的精神却值得我们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