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豪游观念

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豪游观念

把远游作为一种豪情抒发的手段，宣泄自己的情感，这也是古代人们常有的一种观念。有这种观念的人虽然只占少数，但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小。而真正在中国旅游史上写下亮丽篇章的正是这少数豪游实践之士。

其实在古籍《礼记·内则》就有“桑弧蓬矢，志在四方”之说。小男孩一生下来，家长就用桑树做的弓，蓬草做的箭去射东西南北四方，通过这种仪式，希望孩子长大后志在四方，建功立业。既然志在四方，就少不了远游，而这种远游饱含着豪迈的志向，当然，功利是更重要的。到后来旅游与功利目的逐渐脱离时，就剩下了精神的东西，旅游也多少成了一些人万丈豪情的宣泄。如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就说：“以为士生，则三弧蓬矢，射乎四方，故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临溟海。”可见，所谓豪游，其内涵既有班固的“投笔从戎”，张骞的“凿空西域”，也有郦道元的考察天下水道，徐霞客的走遍祖国江山，更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李白所推崇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大气。同时，它又是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豪情抒发和康同璧“我是支那第一人”的那份自豪。王安石于宋仁宗皇二年（1050年），由鄞县县令升任舒州通刺，途中游览钱塘，写下《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春风得意时王安石借游抒情，宣泄他仕途上的勇于进取的“不畏”精神。1901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康同璧从一日文报纸上看到父亲逗留印度的消息，不顾西太后的禁令，决心万里寻父，于1902年春，女扮男装，一个人偷偷离开京城，沿丝绸古道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当时英国与印度的报纸都报道了她这次惊人之举。在这次长途旅行中，康同璧自己有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豪游观念反映的是一种向上的进取精神，一种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它给人激励和启迪，也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展和旅游文化的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