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相随傍中山

第八节　生死相随傍中山

正气亭（蒋介石自选墓址）

孙中山先生安葬于钟山后，这座山成了孙中山的追随者（或曾经的追随者）朝觐的圣地，有资历者更是向往着也能在此获取“一抔土”，好与孙先生同山共眠。

活着的先占地为王，如蒋介石，1946年11月，他亲临紫霞洞以西山坡，喜其山川之胜，林壑之美，吩咐下属就岩下破石建亭，以壮观瞻。死了的，图一时之“拥有”，如汪精卫，1944年11月“国葬”于中山陵园的梅花山，结果只一年就被抗战胜利的礼炮给炸毁，唯存历史记录。汪精卫的短见之举，不禁让人想起现代人的稳妥或英明，把骨灰撒在自己所喜爱的山川河流里，又奈之何？

翻开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或总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当年附葬者的历史片段便一个接一个地跳跃出来。

附葬钟山一说，首先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的。作为中山陵园的管理者，是不会主动揽事出让阴宅的。对于附葬请求，陵园管理机构的对策是，能拒则拒，不能拒则安排到钟山偏远地域，以维护中山陵的尊崇。

1926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议定“惟国葬者可以附葬”中山陵园。当年9月5日，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讨论“附葬”一案，作出决议：“附葬面积不得过二十亩，地点在陵园界外，公园界内。”这里要说明的是，1926年时，中山陵园占地只有2000亩，并不包括钟山全部。公园界内，当指中山陵2000亩以外的其他山地。

两年后，来自高层的“筹备计划国葬场”一案，又放在中山陵园的面前。1928年9月25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讨论决议：“由筹备处（此指下属的孙中山葬事筹备处）勘定地点后，请中央核定。”但同时提出“国葬场”的“国”字，应改为“附”字，即“附葬场”。一字之差，主次分明。那么，筹备处勘定的地点在哪里呢？从后来绘制的“总理陵园全图”上，通过仔细寻找可以发现，在远离中山陵墓的钟山东侧，有一处不起眼的小地块，标着“附葬场”三字，其地已接近马群。

陵园地界石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牌坊

在北伐战争中，数万国民革命军将士抛尸疆场。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造阵亡将士公墓，以“安慰忠魂”。为此，成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经过蒋介石和其他委员实地勘察，确定“以灵谷寺旧址为公墓墓址”。1929年初，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员会函请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拨地用于公墓建设。2月7日，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作出决议：“灵谷寺地点可以照拨为公墓用地，惟无梁殿应有保存之必要，能将大雄宝殿一并保存更佳。”在这一点上，陵园管理者的文物保护意识是值得称道的。

国民革命阵亡将士公墓虽然落脚在灵谷寺，但毕竟位于钟山之阳。相比之下，晚它两年筹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就轮不上在山之阳安排了。

1931年，国民党中央第159次常委会决议，为安葬空军阵亡将士，筹建航空烈士公墓，交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通盘计划，拨地建筑。此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函陵园方面，询问筹建航空墓的意见。9月11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函复中央秘书处：“航空烈士公墓地点应在紫金山（即钟山）北为宜。”1932年1月15日，陵园管理委员会给出了更为明确的意见：指拨山北岔路口后地段为航空烈士公墓地址。

航空烈士公墓一案，由国民党中央交代陵园管理委员会“通盘计划”，陵园将其划到山北落户，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局。再次相比之下，那些不由国民党中央交代的附葬请求，想到山北都不成。

航空烈士公墓　雪祭英魂

1948年，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请求陵园管理委员会“划拨或价购第十区刘王井一带山地（位于钟山北）一百五十亩，以为该局公墓基地”。7月18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函复：“岔路口与王家湾之间地段（即刘王井）已划定为造林区，未便照办。”

其实，国防部保密局并非为第一个遭遇否决的索求者。1933年1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函请陵园“拨地建筑该校公墓”一案，就遭到“未便照拨”的拒绝。虽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山陵园捐建了两处纪念建筑（流徽榭、永丰社），但要想占地建墓，还是没门。为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33年1月28日的陵园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上补加批示：“陵园土地均有相当用途，此后各处所请拨给土地，一律拒绝。”

谭延闿墓

范鸿仙、廖仲恺、谭延闿三位是先后以“国葬”礼遇单独建墓于中山陵园的民国要人。但三位之间也有冷暖差别。其中最为风光的要属职位最高的谭延闿，正如谭墓牌坊上所书“凤翙鹰扬一代羽仪尊上国，龙蟠虎踞千秋陵墓傍中山”。

谭延闿对中山陵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孙中山墓碑楷书“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这几个永垂史册的颜体大字。他的最高职位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中风逝世。国民政府为表彰其勋绩，特设国葬于钟山麓。1931年6月，中央秘书处通知陵园管理委员会，“拨灵谷寺附近地段为谭故院长葬地”。6月26日，委员会开会决议：“照办。”

谭延闿墓自1931年9月动工，至1933年夏落成，由我国著名建筑家杨廷宝、关颂声、朱彬等人设计。其墓风格独特，一反通常陵墓气势宏伟的常规，借原有山水地势，倚山构筑曲折幽深的墓道，并布置小桥流水，穿插亭、台、坊、阁，因而不落俗套，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风味的墓园。

相比之下，廖仲恺墓就“中规中矩”多了，并且附葬陵园时颇费周折。

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等要职。1925年8月20日遭遇暗杀。出殡那天，广州20万市民为他送葬。当时他的遗体暂厝在广州驷马岗，1935年9月1日移葬南京钟山南麓西侧。

廖仲恺墓

早在1929年孙中山安葬钟山后，国民党中央就将廖仲恺和范鸿仙两位同志附葬案交由陵园管理委员会办理。同年9月11日，委员会开会讨论此议案，决议是：“关于廖仲恺同志附葬一案，由本会函复中央，请另外规定办法。关于范鸿仙附葬地点，交由园林设计委员会规定。”从中可以感觉出陵园方面消极怠工的态度。究其原因，恐怕只得往这方面想：廖、范二位于国民党定都南京前就早早去世，朝中无人，想做点事自然也难。直到1935年，国民党中央明确交代陵园管理委员会：“拨明孝陵西天堡城下地区为廖仲恺先生墓地。”同年5月31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决议：“拨给土地六亩为墓地。”廖仲恺家属难以接受区区六亩土地的待遇，这与钟山南麓东侧已建好两年的谭延闿墓相比，差别过于悬殊。于是，10月24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又决议通过“增拨廖仲恺先生墓地共合二十五亩”的议案，此事才算了结。

范鸿仙是三人中去世最早的一位，曾担任过“铁血军”总司令、《民立报》总理、中华革命党上海地区讨袁军事负责人等职务。1914年9月20日夜，范鸿仙遇刺身亡。孙中山亲予家属抚恤慰问，答应“待革命成功后，定将为鸿仙举行国葬”。虽然孙中山留下此话，但范鸿仙既非国民政府要员，也非国民党党员（国民党组建于1919年），这就注定了他以后附葬历程的艰难。

1928年5月、7月、9月，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会议记录上都有“同志附葬”议题，作出的决议或是“缓议”，或是“由中央决定后……再由委员会（指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或是“照常务会议议决”。官样文章明显可见。1931年，范鸿仙烈士葬事筹备委员会函请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指拨东西洼子一带地段为烈士墓地”。同年9月11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商议后函复：“东西洼子早已经划定为野球场，难以照拨，应请派员来会接洽，另觅地点。”此后，范鸿仙葬事筹备处又“函请指拨二道沟间山坡为建筑范先生墓地”。1932年1月15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又决议：“该处因另有应用，不能照拨。另拨山北黄花寺地段为范先生墓地。”

二道沟间山坡，估计为现藏经楼一带。如将范鸿仙墓设于此处，则过于挤压孙中山陵园的空间；但将范鸿仙墓搁置山北，又难免有冷落英灵之嫌。1933年7月12日，既是范鸿仙生前好友又是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于右任，在陵园会议上出面为范鸿仙墓提议拨地。此次会议决议：“指定陵园附葬场地段两段约六亩为范鸿仙烈士墓地，并请其家属绘具图案送会，再行决定。”

如前所述，附葬场位于钟山南坡的东侧，远离主峰，近靠马群，可它是一块阳光最先照耀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范鸿仙的后裔奔走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中山陵之间，筹划修复已被毁多年的范鸿仙墓。那一年炎热的夏季，那一份顽强的执著，那一股在鸣不平的抱怨（抱怨国民党政府人走茶凉），那一张因炎热、着急、气愤而涨红的脸，至今仍历历在目。

范鸿仙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