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国语言研究的动机和主要活动

目前有关十七世纪英国的研究中，尽管许多方面仍存在争议，但至少已经达成一点共识：十七世纪英国的理性主义对文学和语言带来较大影响，尤其是在1650年前后，英语写作风格和体裁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无疑与当时思想界对语言学的关注有很大关系。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关注并非十七世纪独有，其中相关的因素也极为繁多。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后期，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和自然哲学的因素始终缠结在一起，很难做出明确区分，即使主张将自然哲学与神学分开的培根，以及宣称避谈任何宗教、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早期英国皇家学会，都未能真正实现这种分离。对这一点，目前已有许多科学史著作进行了详尽的阐释。限于篇幅和研究范围，以下仅做简要概述。

首先，在自然哲学方面，随着各种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涌入，人们发现旧语言已不再适于用来表达新的思想，语言学逐渐成为自然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整个欧洲的大环境而言，十四世纪产生了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新动力学，十五世纪出现新天文学，十六世纪血液流动理论的提出带来生理学上的革新，随着航海和探险带来新大陆的发现，众多新事物也涌入了欧洲大陆。与此相对，传统语言依然充斥着经院哲学的旧范畴，以及罗马天主教迷信的残余。语言和思想的关联以及两者间存在的张力，日益成为关注对象。早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中，“语言哲学家”就开始将语言作为主要或唯一的分析对象，试图揭示语言中蕴含的哲学问题。到近代早期，这种关注突出体现在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等自然哲学家身上。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语词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来确定的”，“它们所遵循的乃是对于俗人的理智最明显的那些划分线，当一个更敏锐或更勤于观察的理智要改变这些线来适合自然的真正划分时，语词从中作梗，并且反抗这种改变。”尽管培根认为语言可能对观念的表达造成阻碍或歪曲，但他并不认为观念无法摆脱语言幻相，即“市场偶相”（idola fori）。与培根不同，霍布斯明确提出推理无法与语言分离，观念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来表达观念的过程，对语词的误用就会导致错误观念的出现，因此他认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应当从定义词语开始。洛克的观念则是：简单观念是被动接受的，但复杂观念却需要借助语词和名称；“以名称替代观念”导致我们得到的只是关于词语的观念，而不是关于对象的观念，语言本身的不完善不可避免会带来歧义和不确定性。他不仅在《人类理解力》第三卷中专门讨论了语言学问题，而且在全书结尾中指出，“符号学说”（Doctrine of Signs）是科学的三大分支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词语（Losonsky，2006：170-197）。

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十七世纪的自然哲学研究通常与宗教原因密不可分。对十七世纪英国来说，将语言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并不为过。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后期，宗教改革和英国内战相继发生后，政治动荡带来英国思想舆论界极大的纷争，宗教派别之多几乎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知识界认识到造成宗教、社会和自然哲学领域纷争不断的根源在于观念的分歧，而观念的分歧又源于语言上的混乱。当时的人们认为，自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堕落后，人类丧失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在建立巴别塔时，又产生了语言的混乱。要想重新寻回幸福的生活，人们需要弄清：上帝最初对亚当使用的是何种语言？是否有某个民族未曾参与建造巴别塔而保留了最初的语言？人类能否找回直接指向事物本身、揭示事物本质的普遍语言？

各种宗教、社会和哲学的动机混杂在一起，直接引发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词源学研究，此外则是“英语简化运动”和创建普遍哲学语言的行动。“英语简化运动”最终始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新语言的倡导者呼吁使用词语的词根或者“原始”词汇来构成一个简化的词汇库。威斯特（J.F.West）将简化运动的原因归结为三点：国内战争的影响、大众教育的较大增长，以及皇家学会有意识的努力。他写道：“在1660年以后，英国人已经受够了空想家，受够了乌托邦的鼓吹者、宗教抑或其他。……据说查理二世之前在苏格兰寻求庇护时受够了长老派教会繁琐而冗长的布道，因此命令他的牧师们在布道中要简短而扼要，这可能对语言的简化起到了小小的影响。”（West，1966：111-113）新语言强调简短、便于记忆的优势，但是自然哲学家（或者说当时的科学家）很快注意到简化语言的不足。于是在近十年后，语言革新的方向转为建立一门新的哲学语言，这类语言正如皇家学会的秘书斯普拉特所说，应尽可能“接近于数学的明晰性”。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乔治·达尔加诺（George Dalgarno）的《指代的艺术》（Ars Signorum，1666）以及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论一种真正的文字，和一门哲学语言》（Essay Toward aReal Character，and aPhilosophical Language，1668）。德莫特通过对约翰·雷进行个案研究，指出这类哲学语言依然拘囿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根本无法让具有新的实验哲学思想的科学家们满意。“威尔金斯试图在更新、更具体的科学对经验所作的描述与罗马数字和人类记忆之间找到折中的方案，但约翰·雷拒斥这种做法”；约翰·雷更关心的是语言能否体现事物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实际秩序，他甚至暗示威尔金斯的哲学词语“还不如他通常使用的词语精确”（DeMott，1957：3-12）。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创建新语言的热情已经慢慢减退，但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英语文献中文风变得更为简单，散文体替代了诗歌体，同时隐喻传统从现代科学中消隐，退守到诗歌或民间文化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