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向全党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1]。西柏坡时期党的建设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纯洁性，只有不断保持纯洁性，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一、解放区土地改革：开门整党的基础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长期以来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这一点，早在1930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调查时就已经发现了。因此，那个时候他就断定革命要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必须首先注意农民群众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图存救亡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以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己任。尤其是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搞得最彻底的一次。正是这次土地改革，为开门整党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物质基础。
（一）土地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
为了总结“五四指示”颁布以来的经验，完善党的土地政策，推动土地改革工作进一步向前开展，以适应革命形势和战争的需要，中央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西柏坡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1.群众实践走在了政策前面，中央适时调整土地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根据革命的需要，适时调整土地政策。如，1929年中央苏区颁布的《兴国土地法》，第一次宣布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农村的公共土地（指祠堂、庙宇土地）以及一切地主豪绅、军阀的动产、不动产；规定以“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方法”分配没收来的土地；明确农民具有分配所得土地的处分权等等。这部土地法弥补了《兴国土地法》的不足，更适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土地革命法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已不再适应抗战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推动全国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方面，国民党对解放区进行疯狂的军事进攻，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另一方面，解放区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农民要求消除封建剥削的呼声越来越高，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而且一些地方在实践中也已经突破了减租减息的范畴，远远走在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前面。比如，有的通过清算，已经部分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有的已经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部分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基于此，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土地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2]毛泽东也分析说：“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并进一步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3]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指示要求要“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4]。《指示》充分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潮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及时调整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要求各地党委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强调“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同时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5]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更加清醒，而且对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有了初步设想。比如：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在有偿转移过程中，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等等[6]。“五四指示”拉开了解放区土地立法的序幕。
此后，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奔赴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如东北解放区动员了12000名干部下乡，其他解放区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清算斗争等方式让农民获得了土地。综合新华社和一些地方材料，各解放区的大体情况是：晋冀鲁豫边区到10月间已有2000万农民获得土地，每人所获土地可达3至5亩；苏皖地区在12月初已有1500万农民分得土地，平均每人在2亩以上；东北解放区到10月底，每人得地6至7亩。到1947年2月，三分之二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解放区土地运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也为解放区的巩固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保障。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五四指示”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农民的土地要求没能得到最大满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这对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是极为不利的。特别是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人民解放军逐步转入战略进攻以后，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支援前线的负担也不断增加，“五四指示”的不足也就越来越明显。因此，不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充分调动农民参军参战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就是一句空话，解放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也会成为泡影。因而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是形势所迫、战争所需、人民所愿。
2.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是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土地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土地改革问题。但由于3月13日国民党集结优势兵力疯狂进犯陕甘宁边区，3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了延安，3月29日，中央书记处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进到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自此，中央一分为三。由于时局变化，土地会议也暂时搁浅。
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当时，正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要想充分发动群众，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此，中央工委受中共中央委托准备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二）土地会议对开门整党做了具体部署
1947年5月31日，朱德、刘少奇联名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全国土地会议急需召开，兹决定七月七日在晋察冀之平山县开会，望各地赴会代表于七月七日以前赶到平山城报到。由于会议地点改在平山，各区到会代表除每一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如愿派代表出席者亦可派代表一人到会，但须预先报告。又原定随土地会议代表出席全国青年工作会议代表亦应随同前来开会。”[7]
《通知》发出后，会议筹备工作紧张进行，刘少奇同志作为会议主要负责人，由于操劳过度，导致胃病发作。毛泽东得知后十分关心，6月14日在致朱德、刘少奇的信中特意问候：“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信中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信中说：“各电均悉，处置很对。”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将土地会议开好；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8]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战友的关心和对土地会议的重视。
各解放区接到会议通知后，按通知要求迅速派代表前往。1947年6、7月间，各解放区共100多位代表克服重重困难，按时到达西柏坡，参加即将在这里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7月1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预备会，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说：全国土地会议原拟5月在延安召开，由于战争关系没有开成，中共中央就委托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将来的决定和文件还要经过中央批准。会议定于17日开幕，会期大概三四十天。会议开法，先由各地做报告，然后讨论，最后做出决定[9]。同时规定了会议的领导机构、工作机构等具体事宜。
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村西一条山沟的空地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和各解放区的主要领导人李雪峰、王从吾、张稼夫、薄一波等，以及华北地区大多数地委和晋察冀野战军各旅的代表。会议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他在开幕式上专门就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做了说明，他说：“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流经验，以便给以后的运动——群众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运动以新的指导。”并进一步指出：“五四指示”发出一年多来，许多地方已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但在某些地区、在若干问题上，“五四指示”已经不够。会议的任务是要从土地问题出发，讨论一切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更有改进。他强调大家反映情况、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好就好，坏就坏，开个老实会。如果根据假报告做决议，就会害死人[10]。
土地会议大体分为两个阶段。7月17日至8月31日为第一阶段，主要由各解放区代表汇报当地土改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9月1日至13日为第二阶段，主要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会议还研究了结合土改进行整党的问题。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对整党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整党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一是整党的意义。会议指出：目前“党内不纯，严重地阻碍了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11]。只有通过整顿党的组织，通过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二是整党的任务。提高党的纯洁性，克服组织不纯，克服地主富农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党内阶级观点、阶级路线的模糊等。
三是整党的步骤和方法。整党分三步走：一是思想打通，二是组织整顿，三是纪律制裁。采用的方法：一是经过党的支部，召开整党会议，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克服缺点和改正错误。二是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和干部。三是在处理方法上贯彻治病救人、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相结合的方针，把严格与热情紧密结合起来，放任或冷酷是不可取的。对此，刘少奇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要严格，不放任，不搞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对愿意改正错误、愿意学习的同志要热情帮助，要给他们以工作和学习的机会，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12]因此，“不教而诛”是不对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讲清楚道理。没有讲清楚，就不能处分；教育了，纪律说清楚了，再犯错误就要处分。处分第一次轻一些，二次、三次重一些。四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指示：“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必须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13]比如，在老区，由于阶级关系比较清楚，整党侧重查思想、查作风，清洗变质分子；在半老区，封建制度尚有残余，阶级关系不明晰，整党侧重查阶级，主要解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问题；在新区，党的工作刚刚铺开，不具备整党条件，暂不进行整党，待条件具备后再进行整党。再比如，整党过程中，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要区别对待。领导干部侧重提高思想，弄通政策，改进工作；一般党员以教育和提高觉悟为主。同时，注重整党与建党相结合。紧紧抓住提高思想、改进作风这一中心环节，把整党和建党紧密结合起来。“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14]
对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刘少奇特别指出：“整党中要注意清查反革命分子。我们这样大的党，一定会有混进来的国民党特务，但为数不多。对特务案子处理要慎重，凡特务案子一律不准许在下面处理，要送到保卫机关审查清理。”[15]通过清理，纯洁了组织，纯洁了队伍。
10月10日，党中央在陕北神泉堡正式向全国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规定乡村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这一土地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彻底的土地法。
土地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简称“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相继展开。到1947年12月，解放区的开门整党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实现了全党思想统一，使党的组织、队伍的纯洁度大大提升。
（三）全国土地会议对开门整党的作用
解决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国土地改革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这次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没有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就不可能有结合土改开展的开门整党运动。所以，它的意义是重大的，作用是明显的，影响是深远的。
1.为开门整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下的土地制度，不仅使广大贫雇农遭受极其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而且严重束缚、制约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与实施，彻底搬掉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大山，打碎了束缚中国农民数千年的枷锁，是一场农村社会的大变革，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正如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的讲话中所言：“解决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几百万几千万人的问题，就全中国来说，是几万万人的问题。这直接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是全民族的利益，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把党整纯洁，才能战胜蒋介石。”[16]土地改革恰恰满足了几万万人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它不但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摧毁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且让农民获得了土地，赢得了民心。可以说，军队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内，各解放区参军人数，东北解放区160万，华北解放区近百万，山东解放区60万；各解放区出动支前民工人数，东北解放区313万，山东解放区580万；各解放区缴纳公粮数，东北解放区686万吨，华北解放区129万吨，陕甘宁、晋绥、晋南解放区34万吨。对此，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尽的。”“实行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环，有决定意义的一环。”[17]对此，当时上海的英文刊物《密勒士评论报》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这“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命运”[18]。解放后，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次土地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19]土地运动过程中，东北哈尔滨靠山屯的农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表达了获得土地的所有农民的心声，信中写道：“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眼看到了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我们都想看看你，离得又这样远，也见不着你，请你把最近的照片给捎一张来吧。”[20]由此可以看出，这场土地改革运动，让农民彻底看清了谁能给他们带来实惠，谁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由此决定了他们拥护谁、跟着谁走，这也正是广大农民积极参与整党运动的最原始动力和中国共产党得以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奥秘所在。
2.为开门整党营造了浓厚的民主氛围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深知：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要依靠和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发动农民，首要的是解决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还是西柏坡时期都非常关心农民土地问题，而且一直强调要充分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比如“五四指示”中，中共中央提出了“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21]。西柏坡时期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及会后的土改运动同样是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比如针对过去土改中发生的官僚主义、包办代替等领导作风问题及其他偏向，会议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政策不彻底这一条解决了，今后只有两个问题，即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土地改革就一定能进行到底。”[22]这次会议通过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明确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对于违抗和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要由人民法庭进行审判和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在土改期间，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负责保护土地改革的程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土改运动过程中这些做法，向人民群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即主动征求群众意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这样一种开放姿态、民主作风，为开门整党营造了深厚的民主氛围，也是开门整党运动成功的重要原因。
二、开门整党：永葆政治本色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保持、发展党的纯洁性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开门整党的直接目的就是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一）结合土改整顿党的组织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和纯洁队伍、提高战斗力，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会议结束之后，各解放区的基层党组织按照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结合土改开始大规模整顿党的组织。
1.重点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不纯问题
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了飞速发展，党员人数剧增，党员人数从1945年4月的121万人发展到1947年12月的270万人。其中新党员的人数占了一半以上，新党员中农民党员又占了较大比例。党员人数的骤增，一方面壮大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不乏部分地主、富农、流氓分子怀着投机心理混入党的队伍，使得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不纯问题凸显。有的党员执行党的土地政策不够坚决；有的党员包庇、袒护地主、富农分子；有的党员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果实；有的党员干部作风上存在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甚至一些基层党组织被混入党内的地富分子把持。这些问题不解决，土地改革有可能流产，三大战役的胜利就会成为空想，中国共产党更不可能走向全面执政。因此，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必须结合土改开展大规模开门整党运动，重点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内不纯问题。
2.严格整党条件
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了开展土地改革地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进行土地改革。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由此可见，中央对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是十分慎重的。而且，为了搞好这次整党运动，从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具备了整党条件的农村基层组织开始了普遍整党运动，各解放区也相继派出工作团，深入基层领导整党工作。
3.既反“右”又反“左”，以确保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整党初期，有些地方由于对党内不纯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出现了“左”的偏向，毛泽东同志及时批评了这种“左”的偏向。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在土改和整党方面，要注意“左”右两种倾向，特别是“左”的倾向，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并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洁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23]为加大反“左”力度，毛泽东在1948年初又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了四个党内指示，明确规定了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要求“在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24]。按照会议和党内指示精神，各地整党运动步入正轨，整党方式也由激烈走向缓和。
（二）开门整党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刘少奇认为，土地会议确定了两条，即平分土地和整党，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有重大缺点。比如，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在整党问题上，讨论较多，也没有具体办法。平山县党组织开展的开门整党，可以说为全党开展整党工作提供了范例。
1.学习、推广平山经验
整党初期，平山县各地党支部采取的方法是关门整党。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效果较差。为此，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整党的好办法，一是公开党的支部；二是把党的会议同群众大会合二为一，让广大群众参与到整党运动中来，并规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比例，党员人数占20%至30%，非党员的贫农、中农占70%至80%，以党员实绩进行评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谓的“开门整党”。这一做法被毛泽东称为“平山经验”。
刘少奇亲自深入实际总结出“平山县整党经验”，并向毛泽东推荐了这一经验，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1948年2月22日，毛泽东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发出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时写道：“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和拥护。”[25]指示中也称这一经验是最健全的整党方法，“应为各地所取法”。这是我们党对平山经验的肯定。同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再次肯定了平山经验。他说：“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是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26]
2.进度依各自情况而定
虽然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大规模开门整党运动在全党铺开，但工作进度并没有整齐划一，而是依各地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一点在1948年2月毛泽东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有体现，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话：“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发生的不同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错误。”[27]各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整党运动依据各地条件有条不紊地进行，确保运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避免走过场。
3.适时公开党的组织
平山县在整党过程中公开了党的支部，开了公开党组织之先河。之后，随着整党运动的深入，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在群众中涌现出了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积极分子，因而此时公开党组织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所以，从1947年冬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相继将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由秘密转为公开。
公开党的组织，不但使群众对党有了更进一步认识，而且清楚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得进步群众入党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解和信赖，这为公开建党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通过开门整党，不但纠正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纯洁了党的组织，而且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大大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干部作风也大为改进，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三）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与此同时，随着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客观形势对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军队里，一方面，“解放战士”人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战斗紧张、频繁，部队政治教育的时间相对较少，出现了一些与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的倾向。其突出表现，一是对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个别人甚至袒护地主家庭；二是对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三是不愿到前线作战，更不愿到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四是不尊重地方政府，破坏群众纪律，没收不应没收的地主、富农的工厂、商店；五是领导方式简单粗暴，打骂、体罚士兵的事件时有发生；六是追求享受，争功诿过，甚至贪污腐化。上述种种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着战争和土改任务的顺利完成。为此，中央要求各战区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土改教育、诉苦、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
1947年冬至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军运动。1948年3月，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
1.土改教育和诉苦教育
为了端正对土地改革的态度，提高对土地改革的认识，按照中央要求，各野战军和各军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决站在农民群众一边。同时，动员贫苦出身的战士诉苦，以澄清大家的一些模糊认识。诉苦教育分四个步骤：一是通过忆苦、引苦、访苦、比苦等方式进行诉苦动员；二是发挥诉苦典型的示范作用；三是全面展开诉苦；四是挖苦根，找苦源。通过土改教育和诉苦教育，统一全军思想，形成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劳动人民才能彻底翻身的共识。这种教育方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大创举。对此，彭德怀同志曾经回忆道：“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28]毛泽东也曾总结说：“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29]
2.“三查三整”与“三大民主运动”
经过土改教育和诉苦教育，整军进入关键阶段，即“三查三整”阶段。“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三查三整”的方法是个人检查与群众揭发、普遍检查与重点批判相结合。既查战士，也查干部；既查共产党员，也查非党群众，以士兵对干部、群众对党员的批评和干部、党员在群众中的自我批评为主，而且是一种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批评。
在“三查三整”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又广泛开展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三大民主运动。政治民主，就是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干部尊重战士的民主权利，战士参与连队管理，并有权对党员、干部提出批评；经济民主，就是官兵有权管理和监督经济生活，是在原有规章制度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连队的经济制度；军事民主，主要是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作战时，讨论如何打胜仗，如何完成任务；战后，评战术、指挥、技术、纪律、作风并总结战斗经验。这三大民主运动，在世界军队建设史上是个首创，同时它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具体运用。对此，毛泽东总结说：“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30]从此，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更加制度化，官兵素质、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官兵、军民关系更为融洽，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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