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土地改革

不少学者为了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政治觉悟，转变理论立场，主动参加了土改运动。土改改变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他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0年初，毛泽东建议梁漱溟到关内外新老解放区看看。^[81]年初至9月间，梁漱溟在河南、山东、东北各地参观考察。10月1日，他在《进步日报》发表《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说过去看许多人简直是死了，现在看都又活了。工人，尤其是几千年来一贯散漫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积极干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有了生机，有了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82]1951年5月梁漱溟主动报名到四川合川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谓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改变，自己也发生了“打破纪录”的转变，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乃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梁漱溟坦承，自己现在接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历史唯物论等理论，认识到自己的确是小资产阶级，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1月2日，梁漱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声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83]1951年12月31日，梁漱溟致信唐君毅，说国内的情形是“中华民族新生命的开端”，劝他返回大陆。

1950年1月下旬，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学生主办的大字报园地表决心，说明参加土改的动机：“（一）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不摧毁它，便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参加这使社会变质的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二）取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三）参加土改，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是与自己潜在的对于地主阶级的感情斗争，如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进步。”^[84]1月27日，冯友兰与夫人一起到北京丰台区张仪村参加土改；2月3日，又转到卢沟桥参加土改；3月10日返回清华，总共参加了一个半月的土改。通过土改，冯友兰认为他在阶级立场及阶级情感上有了进步，倒向了无产阶级立场；土改也使他了解了“具体共相”的概念，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他说：“马克思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从前的哲学思想则侧重于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具体的分离。这个启示，对我有很大的重要性。”^[85]直到晚年，冯友兰都坚持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具体共相”的思想。1951年6月24日，冯友兰在《进步日报》发表《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底转变》，谓自己以前的思想是“反帝而不反封建”，因而对于共产党没有完全的认识，对于镇压地主感到“特别别扭”，经过土改、抗美援朝，才懂得反帝与反封建分不开，以前看着别扭的事便觉得必要而且应该了。

1950年底，贺麟随北京大学土改参观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土改。1951年4月2日，他发表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86]贺麟说，在参加土改的过程中，他“看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了，辩证唯物论也有血有肉地在实际向地主阶级作剧烈的斗争的群众运动”。他原本是“参观”土改的，后来变为主动地“参加”。土改究竟改变了他哪些观点？贺麟具体讲了五点：第一，“由比较趋于静观世界的超阶级的想法改变为深入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态度，并争取由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以认识现实，改造自我，而使自己愈靠拢人民，靠拢无产阶级”；第二，通过深入群众和深入斗争，“改变了从前对于唯物论只重视外在现象，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的错误看法……亲切体会到唯有辩证唯物论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第三，“否定了离开事实，离开群众，离开实践而改造思想、改造自我的唯心论的观点，而真切体会到植基在辩证唯物论上面的改造思想与搞通思想的真实意义”；第四，经历到了富于感情、有爱有恨的生活，改变了过去认为“重热情重全心全意为宗教意味”的看法，“亲切体会到什么是阶级友爱和基于群众之交响与共鸣的热情，这样使我批判了唯心的僧侣主义及近代的理智动物之抹杀热情，并否定了唯心的浪漫主义之放纵个人主观偏狭的情感，而体认到辩证唯物论对情感的正确看法”；第五，“最后亦即最主要的，我真切认识到土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除了依靠工农大众，服务工农大众，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外，再也没有其他坚实可靠的立脚之地。又复认识到，群众路线、阶级立场与辩证唯物论不可分”。总之，贺麟认为，通过土改自己弄明白了“何以只有辩证唯物论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何以无产阶级真正觉醒过来，必然会寻找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可以说，土改使贺麟解决了哲学史研究的阶级立场和对唯物论的认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