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类活动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现状
农业的发展为人类带来诸多福祉，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变革。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中高强度式的投入，低效率的循环利用，再加上跨行业的交叉运作的管理不善，这些都使得目前农业方面的污染十分严重。我国农业的污染问题可分为慢性和突发性农业污染两种，再进一步划分，以污染源为依据，慢性的农业污染又可分为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两类。点源污染主要包括乡镇工业企业、县级开发园区等对农村的转嫁性污染。由于面源污染和突发性污染事件涉及面广、事态严重，因而，预防是根治的关键。
一、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现存的一些不科学的耕作制度。中国一些地方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与环境安全[11]。农业面源污染的分散性很明显，其污染的途径具有潜伏性和累积性，因而，处理这一类污染的任务异常艰巨。
（一）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
使用农药、化肥栽培作物，这是众所周知的农业增产的有效手段之一。一些研究指出，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而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左右的损失。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农药、化肥的使用规模持续扩大，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都有了跨越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巨大成就的产生。同期，我国已先后禁止并淘汰了33种高毒农药，包括甲胺磷等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仍在广泛使用的产品。监测数据证明，我国农药残留超标率已逐年下降，从2002年的超过50%降到2012年的10%以下。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总体较高，例如稻米和水果高达98%以上，蔬菜和茶叶也达95%以上[12]。（农药残留不等于农药超标，而且，如果不用农药，地少人多的中国肯定会出现饥荒！）
然而，在这辉煌的成就下却存在着农药、化肥使用中的严重缺陷，即低效率、不合理的利用。据统计，2010年我国农田使用化肥量平均已达360kg/hm2，其中氮肥的利用率仅为25%～30%，磷肥利用率也只有10%～20%，相比较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低了近20～30个百分点[13]。农药、化肥的使用效率低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中国一些地方，作物栽培中有高达70%左右的农药、化肥被浪费。它们或者残留在土壤里，随着雨水渗漏流失，从而造成耕地的盐碱化和水体的富营养化；或者大量残留在农产品表面，由此则会导致有毒物质在人体内富集，结果可能危害人们的生命。
有着“高原明珠”美誉的云南省昆明市的滇池至今已有约340万年的漫长演化历史，千百年来，滇池一直是当地百姓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但是如今由于水体严重富营养化而湖中已经没有鱼虾了。造成这种严重污染的重要原因是，滇池周围百余平方千米内大面积的农田耕作所使用的农药、化肥不科学质量与方式等，导致了面源污染的普遍存在。为了治理滇池，“十一五”时期，昆明市共完成滇池治理投资96.11亿元，但是，2009年草海和外海的COD和总氮浓度均为劣Ⅴ类，水质依然没有好转。“十二五”时期，滇池治理还要再重点建设六大工程，规划总投资将达到420.14亿元[14]。滇池水被污染的教训极其深刻，污染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再如，烟台红富士品牌的大苹果酸甜诱人，其主产区是山东省栖霞市到招远市，那里年产苹果十几亿公斤。但是，当地一些人为了苹果赚大钱，他们使用无任何标识、沾有高浓度的杀菌剂“退菌特”和“福美胂”的药袋包裹幼果，药袋内的白色药末直接与苹果接触，直到成熟。2011年底，第八届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其内容是，鉴于“福美胂”等化学结构中含胂的产品存在安全风险，根据2002年农业部第199号公告精神，建议按有关程序撤销此类产品的登记。2012年3月，栖霞市政府组织人员查处制售药物果袋案件3起，查处药物果袋200多万只，价值10万余元[15]。为了人民健康，必须继续打击使用违禁药物的不法行为。
当然，农业耕作中的农药污染现象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而且危害严重，同时，各国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查处这类污染事件。“然而，现在因为大量使用DDT等杀虫剂，导致鸟儿不再飞翔、鸣唱。……我们还能在春天时听到鸟儿的歌声吗？”[16]这是被誉为“环保圣女”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路易丝·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1907～1964年）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开篇之语。这本揭露美国大财团为牟利而大量、违法使用农药的书极具震撼力，引发了全世界对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思考。总之，上述中外事例说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加大工作力度。
（二）生产废弃物造成的污染
农业耕作看似简单，其实内涵深邃，无论是新科技还是传统做法，只要把握不好度，就会成为一个污染源。农膜污染与秸秆污染就是这类实证。
1.农膜污染
农膜是一种塑料薄膜，用其覆盖作物的栽培技术能使农作物的产量成倍增长。目前，中国的农膜使用量已居世界首位。据统计，2011年中国的农膜使用量已经高达200万吨。2012年，其使用量还会有20%的升幅，达到240万吨左右[17]。然而，由于在生产与管理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农膜已成为一种具有毒性、难以降解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其产生的白色污染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每年有大约50万吨的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连续使用农膜种植农作物15年以上的土地，每亩含膜最高达25.6公斤。一亩耕地含残膜达3.9公斤时，将导致农作物减产11%～23%[18]。可见，大规模的农膜使用以及高比率的农膜残留已为粮食安全埋下了隐患。2004年5月17日生效的国际公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强调指出：“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采取包括旨在减少或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和释放的措施在内的国际行动”。坚决贯彻执行这项公约势在必行。
2.秸秆污染
在以往的较长时期内，农作物收割、脱粒后而剩余的秸秆在农村被广泛地利用了。它们有的作为建筑材料，有的作为燃料，还有的还田成为有机肥料。然而，由于一些人的思想认识出现偏差，近些年来，大量的秸秆在田地里却被直接当做废弃物简单焚烧。据统计，截至2006年，中国的农作物秸秆的数量高达6.5亿吨，其中超过50.54%的秸秆被简单焚烧[19]。其综合利用率不仅极低，而且造成了空气的污染。中国西部地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近年来夏季的油菜、小麦成熟后的秸秆焚烧现象突出，致使成都市空气污染严重。例如，2012年5月，成都市气象台花钱租用7个卫星，它们是美国NOAA系列3颗气象卫星、AQUA系列1颗气象卫星、TERRA系列1颗卫星，还有国内的风云3A和风云3B卫星，目的是监测秸秆焚烧，以便及时监管[20]。无疑，仅此一项治理投入，费用就很高。为了治理这类空气污染，2007年6月14日，农业部发出了《农业部办公厅有关进一步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禁止秸秆燃烧地急迫通知》（农办机〔2007〕20号），明确指出：“秸秆综合利用，禁止燃烧秸秆，一方面能够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能够保护环境，保护人民身体安康。”制止秸秆焚烧，需要综合治理。
（三）农村畜禽养殖业与生活垃圾污染
禽畜养殖业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它们是农业兴盛的一个标志。然而，由于管理方面存在诸多漏洞，近些年来农村禽畜养殖业的污染情况严重。截至2006年，全国大中型禽畜养殖场已达14000多家，每年排放的粪便总量超过19亿吨[21]。禽畜养殖场的废弃物含有氮、磷、镉等微量元素，它们在土壤中的富集就是一种环境污染。由于畜禽粪便普遍流失，致使92%的大中型畜禽场周围环境恶化，如此状况，不仅对畜禽场密集地区地表及地下水质造成污染，而且成为阻碍农业种植业发展的原因之一。据统计，2011年，中国禽畜养殖产生的氮磷量最大已达到1721WN/hm2和639P2O5/hm2,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农田可承载的禽畜粪便的最大负荷（150kgN/hm2）[22]。解决禽畜粪便的排放是一个紧迫而严峻的挑战。
同样，由于一些农村的管理缺失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还有技术水平的限制，一些地方的农村生活垃圾诸如饮食废弃物、塑料袋、饮料瓶、固态电池等泛滥成堆。2006年8月至2007年11月，全国爱国卫生委员会、卫生部联合组织开展了全国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开展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2008年2月18日，卫生部公布了此次调查结果：“全国农村每天每人生活垃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一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而且，其中1/3约1亿吨的垃圾属于随意堆放，特别像养殖业的垃圾和秸秆杂草，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3]转换在农村的社会管理思路，改变一些地方随意乱倒生活垃圾的陋习，是保障广大农民身体健康的关键措施[24]。显而易见，建设优美的农村人居环境，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二、突发事件污染
在生产建设中，一些人唯利是图，只讲赚钱，不讲安全，结果导致了一些出现在瞬时或较短时间内大量非正常排放或泄漏剧毒污染环境的事件，致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牺牲与损失，这就是突发性环境污染[25]。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必须高度警觉。
例如，2000年10月18日9时50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大厂镇鸿图选矿厂尾矿库发生重大垮坝事故，共冲出水和尾砂14300立方米。事故共造成28人死亡，56人受伤，70间房屋不同程度毁坏，直接经济损失340万元。2010年7月3日，福建省上杭县境内的紫金矿业集团公司旗下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发生渗漏，导致含铜酸性污水9100立方米流入汀江，使得部分江段的鱼虾几乎死亡殆尽。仅棉花滩库区死鱼和鱼中毒约达378万斤，上杭县下辖各镇渔业养殖户基本绝收[26]。2008年9月8日7时58分，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980沟尾矿库突然溃坝，约20万立方米混杂着矿渣的泥水从100多米的半山腰狂泻而下，顷刻间吞没了1.5公里长、数百米宽的地带，其中包括新塔矿业公司办公楼、部分民居和一个乡村集市。这起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619.2万元。这是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后来，《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对事故作出了结论：“新塔公司无视国家法律法规，非法违规建设尾矿库并长期非法生产，安全生产管理混乱；山西省地方各级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对新塔公司长期非法采矿、非法建设尾矿库、非法生产运营等问题监管不力，少数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玩忽职守”[27]。按照2001年4月21日执行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的有关规定，时任山西省省长辞职，一位副省长被免职。
农业生产污染突发事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污染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强、污染损害惨重的特点，而处置这类事件必须先行制定预防方案，处理事件则必须快速及时，措施得当有效。
总之，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一些漏洞，包括管理粗放、设施陈旧、生活陋习以及玩忽职守等，都会对农村环境造成污染，进而威胁到乡村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不科学地开发资源与违法乱纪，必定招致大自然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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