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希腊

每当谈论起世界文明的停滞不前或希腊文明的不进反退时，人们总会以苏格拉底的不幸为例来佐证雅典人的冥顽不灵。如今，经过翔实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对苏格拉底，以及他的生前身后之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虽然有点招人厌烦，却才华横溢，他用追求学问的一生致敬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因为当时的老百姓还相信神明的存在，于是苏格拉底便自称神的使者，能预示以何事不当为。虽然大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谓的“灵迹”1，却知道他对常人视作神圣的东西嗤之以鼻，对传统习俗置之不理。最后，当政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这位饱学之士。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雕刻匠，他子女众多却收入菲薄。因为没有办法负担两千元一节的课程，苏格拉底从小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年少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和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的信念：不懂几何学没关系，叫不出彗星或行星的名字也不碍事，反正这些外在的东西于个人灵魂的提升无益。

这个塌鼻梁、不修边幅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辩，晚上回家听妻子唠叨。苏格拉底一生清贫，对谋生之事不甚在意。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他的妻子不得不帮人洗衣以帮补家计。他曾多次参加远征，也曾多次上阵杀敌；他做过雅典公民大会2的议员，也是不少著名学者的老师。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宁可慷慨赴死。

为了了解事情的起因，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进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十，终其一生他都在告诫人们莫要虚度年华，浪费生命——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空洞的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没有意义，为了满足短暂的虚荣和一己的私欲而挥霍神明的恩赐更是不智。他坚信人具有崇高的命运。他的理论打破了旧哲学体系的界限，甚至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教导人们，“每个人心中的自我才是衡量万物的标尺，塑造命运的不是神明，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

负责审判苏格拉底的是雅典五百人议事会3成员。他们大多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们精心安排的人选，其中还包括不少学者。面对这些居心叵测的法官，苏格拉底发表了一席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的演讲。

他说：“世人无权随意左右或强行夺去他人信仰的自由和思考的权利。人只要坚守善本，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同，没有家庭或物质的支持，也足以俯仰无悔于天地。然善本乃世之大道，只能通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才能悟明，因此世人应拥有自由讨论所有问题的权利，且不受政府或权威的干预。”

遗憾的是，这是在最不合适的场合上发表的最不合时宜的言论。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4爆发之初，雅典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主仆关系也有些剑拔弩张。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温和分子”，既看到了双方各自的利弊，又尝试着找到折衷的方案让大部分理智的民众满意，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当时争吵的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间也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贵族失势，民主派控制了希腊全境，苏格拉底便大难临头了。他的朋友预见到了他的结局，纷纷劝他尽早逃离。苏格拉底平生树敌众多，同时也交友广阔。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以丰富的学识针砭时弊。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支柱的，苏格拉底热衷于撕下他们的伪装，并将其思想骗术公诸于世。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甚至于他在上午才说到的一些趣事，晚上就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还有人把他的经历编成了戏剧。直至他被捕入狱，关于他的一切全希腊上下已是无人不知。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例如那个不识字却因为通晓神意而卖力叫嚣的粮油贩子——深信他们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罪孽和不满的“学术界”的危险分子。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仍满怀激情地舌战群儒，让大部分法官越听越想放他一马，但前提是，他得改掉那喜欢争辩和说教的坏毛病，并承诺此后不再干涉别人享乐或无休止地给人提问题。

苏格拉底拒绝了。

“恕难从命！”他回答道：“只要我的良知还在敦促我向前，只要那微弱的心声还在提醒我把理智之道展现于人前，我便会继续提问、说教、争辩，把一切倾囊相授，无惧人言。”

苏格拉底之死

至此，法庭已别无他法，只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按雅典法律规定，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岛5朝拜的圣船还没返航前不能行刑，于是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整整一个月里，苏格拉底没表现出丝毫焦虑，只一心钻研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本有机会逃跑，但最终还是选择笑着留下。他说他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含辛茹苦；现在他累了，只想静静地等待属于他的归宿。临刑时，他还在和友人交谈，教导他们分明是非，劝诫他们莫要沉迷于物质享受，要重视精神修养。

接着他饮下鸩毒，躺在床上，让一切争辩伴随着他最后一口呼吸，尘埃落定。

苏格拉底之死让他的学生们心有余悸，他们一度离开过去的活动场所默默度日；而在风波稍有平息后，他们又回到了老地方，继续公开讲学。正因为他们的努力，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