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时代与大众批判

（一）大众时代

从1870开始持续到1914年，人们鲜明地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它给人们以新的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学者称这一段时间为“大众时代”，这不仅因为当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生存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更因为大众组织的兴起、大众身份的出现。大众的觉醒使他们逐渐走上前台，在政治生活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

大众的生存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各国工人的工作状况得到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尤其在德国，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医疗计划、意外保险以及伤残和年老保险这些社会保险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出现，与此同时，公众健康状况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人们在同传染病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治疗白喉、破伤风、伤寒的药物发明出来，德国在1874年实行了天花的义务免疫。在医疗及保健方面，麻醉剂与抗菌剂开始应用于外科手术。出生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人的平均寿命明显增长，英国1870年是40岁，到了1901年达到51岁，1959年时则达到68岁。

大众受教育程度较以前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成年人识字率增加，英国由66%升至95%，法国由60%升至95%，比利时由55%升至86%。识字率的增加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状况，从而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

妇女解放也成为这一段时期令人瞩目的社会事实，她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使占有一半人口的妇女走上政治舞台，改变了权力结构。传统的家庭逐渐解体，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与男子并肩工作。在英格兰，1880年时参加工作的妇女有7000人，到1891年则上升到22200人，1901年则激增到90000人之多。她们先是在支委会做一些服务工作，后来逐渐渗透到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她们参加工作的领域也逐渐广阔起来，不但参加诸如药物、法律等部门的工作，而且拥有财产。

欧洲大陆的世俗化进程进一步加剧，在科学与神学的交锋中，科学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神学无可置疑地衰落了。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公开宣称：“上帝死了”，这成为时代反神学精神的最强音。甚至在道德领域，宗教也开始遭到排斥，人们主张一种没有宗教的道德。虽然对宗教的挑战并没有使它退出社会生活，但宗教越来越失去其原有的意义，甚至成为人们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

大众时代来临的显著特征是大众组织的兴起。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变化，并将“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一现象归结为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1]勒庞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指出：“我们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2]而有组织的群体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3]沃林（S.S.Wolin）后来称这一时期为“组织的时代”，^[4]而帕利则将“大众政治和大范围的组织”^[5]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生活的两大特点。

政治上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官僚政治的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里，官僚人数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从1881年到1911年，为公民服务的官僚，德国从450000到1180000人，增长近3倍；英国则从81000增加到644000，增长了近8倍。官僚集团随着公民的各种各样的服务的增加而迅速成长起来。

官僚行政机构成为自由运用政府权力的阻碍。这些官僚行政机构依据精确构筑的原则来运作，这些原则确立了行政办公的等级和各自的责任。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他们都不是行政手段的拥有者，作为法律秩序一部分的官僚构成了国家。这一制度的影响在于政府秩序的建立依存于一种一般的原则，这种原则使行政行为能更不受个人感情影响从而更公正。官僚制为传统宪政带来了法治（rule of law）的观念。官僚制的出现加强了国家权力，使政府空前地组织化。行政权力扩张的趋势在欧洲各国有增无减，而且更加深入。

民主开始向男性普选迈进。要求普选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纷纷进行议会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普选制的实行推动了政党和利益群体的成长，大众组织的政治性进一步加强。19世纪末，英格兰出现了大众政党。政党的出现使人们对这一政治组织产生了新的兴趣，有人曾预言，政党的决策委员会会取得政党的权力，但是它自身会蜕变成由一小撮对公众不负责任的人组成的人“机器”。^[6]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大众民主政治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从原则上来讲，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国家政策决策中来。“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人民的意志”（the will of the people）越来越成为改革者的目标和口号。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纷纷进行改革以推进民主化。英国的议会改革成为这场改革运动的先驱，美国的民主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欧洲各国的民主改革均有不同程度的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次民主化的浪潮。^[7]

19世纪后半期，随着现代科学和工业的飞速发展，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萌动；另一方面，旧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则开始走向毁灭，这又从根本上动摇了旧文明的基础。西方在这种破旧立新的潮流中进入了一个大众的时代。

（二）大众批判

作为革命的重要成果，普选权在后革命时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政治实践中，19世纪下半叶，大众作为一种更为组织化、更为强劲的力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缔造了以“大众民主”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时代”；^[8]在政治思想上，“把普选权看作所有合理政府之基础的理论”成为自由与平等学说的“总结和具体形式”。^[9]

普选制的施行带来了政治平等，同时，由于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亦给民主政治带来了诸多问题。法国史家米什莱就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涌现的群众领袖称为“既无名字、又无性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幽灵”^[10]。人们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暴民的生动表演，由于激动的民众失去控制而造成违法事件发生的例子被人们夸张地传开来。托克维尔更是遗憾地指出，“民主专制制度”虽然能够繁荣昌盛，但是“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11]。英国法学家梅因更表达了对大众民主的反感，将“群众的逐渐掌权”视为对“所有以科学意见为基础的立法来说都是最坏的兆头”；他甚至悲观宣称，“我们必须经受心灵的极度紧张才能理解它，必须否定自我才能服从它”^[12]。

革命以后，对大众的批判迅速形成了自泰勒、勒庞、奥尔特加到库珀、尼采、熊彼特等一群背景不同却以批判大众为共同特点的政治思想家。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看到的是，“在一个君主国家里，谄媚之词给了国王，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给了人民，或是公众”^[13]。在政治中，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正印证了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他们受控于一些集团，他们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集团制造出来的。熊彼特断言：“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14]在非理性的支配下，选民使民主变得一塌糊涂。

西班牙的作家奥尔特加将大众作为具有统一的人格“人”来进行分析，称大众为“现代的亚当”“淘气的孩子”，他用“惯坏的孩子”这一心理综合症术语来表示大众心理。^[15]“孤独”“自闭症”“轻信”“狂信”“不宽容”这些“文明病”都是大众暴露出来的。通过分析大众的心理特点，奥尔特加得出结论：就“大众”一词的定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不可能支配他们自身的存在，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16]他们“需要最高权威的帮助，求助于少数精英人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被领导、被影响、被代表、被组织，或至少应是向往如此。^[17]

勒庞堪称政治心理学的创立者，以分析革命心理和大众心理见长。在他看来，民主制度中的大众是一群典型的“乌合之众“。勒庞认为，在组成群众的过程中，个人丧失了理性，他们更易接受“暗示”，并相互“传染”、轻信，进入“无意识”状态，最终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勒庞认为：“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18]在一个群体中，那种由于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等形成的个性不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大众心理”。这使得作为大众一员的人同单独的个体迥然相异。

熊彼特深受勒庞的影响，视勒庞为大众心理学的“创始者”或“第一个有效阐述者”。^[19]在勒庞的基础上，熊彼特进一步将“乌合之众”理论应用到新的场合。熊彼特认为，不仅是那些亲身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形成政治心理学意义上的“大众”，那些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一个党的党员“也非常容易逐步发展为心理学上的人群，形成疯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试图进行理性争论只会煽起兽性”^[20]。因此，“人民群众不是处于可以理性地比较各种可供选择的地位，他们总是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21]。进入政治领域的公民思想变得易于联想和充满激情，其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即使没有试图影响他的政治集团，典型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往往会听任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见和冲动的摆布。

……

第二，无论如何，公众心理过程中的逻辑成份越弱，合理批评以及个人经验和责任心所施展的合理影响消失越干净，而某些另有企图的集团的机会越多。^[22]

如果说勒庞、奥尔特加、熊彼特等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对民众的分析还保持冷静态度的话，那么尼采对民主制下大众的描写则近乎一种谩骂。尼采看到，在他所处的时代，一群出身卑微的庸众被武装起来，那些上层人士则降身以从，成为他们的代表，他们一起构成了“群畜”，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雄蜂”。在尼采眼里，这些人“乃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丝毫一点文化味的环境中混成了人，无教养、无知识、根本不知道精神事物中竟有良心”^[23]。

尼采反民主的结论还来源于他对欧洲国家政治现状的观察。尼采批评欧洲民主制的懒惰、疲沓、无力，这使它面临着“野蛮人的危险”。他看到，在民主制度中，居于下层的“群畜”追求自己与精英的平等；而那些居于上层的“群畜”则成为他们的传声筒，为着自己掠夺和统治的天性而在议会中“代表”痛苦。尼采讥讽这些人养尊处优，只会在议会的大庭广众之前拉长了喉咙“为民请命”^[24]。

事实上，在民主政体下，普通群众表现出来的种种非理性与盲动并不能归因于民主政体。对民主制度下个人因素的攻击是“瞄错了攻击方向”，“因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缺陷就责备民主制度是大错特错”。^[25]然而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大众参与的种种缺陷，没有认清个人组成群众时表现出来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民主制度的设计就会落于空想，甚至使民主政治演化为一场多数的暴政。

后革命时代的民主批判对西方社会民化进程形成了重要影响。它不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社会普遍反动和保守的倾向，同时亦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对民主及其缺陷进行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但对西方主文化的形成构成了重要影响，^[26]而且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亦奠定了基础。例如，在孔多塞悖论的基础上，阿罗提出“一般可能性定理”；多元民主理论的形成亦是在对“多数暴政”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