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到修辞”

既然科学的认识路线是正题—反题—合题的理路，那么如何建构合题呢？在《科学之话语》一书中，马尔切洛·佩拉^〔330〕批判了传统科学观的三个主要论点：“第一个论点：有一种能将科学与其他运用智力的学科区分开来的通用而精确的方法。第二个论点：严格地运用这种方法，保证会达到科学的目的。第三个论点：如果科学没有方法，那么，它就不是一项认知的和理性的事业。”^〔331〕然而，马尔切洛·佩拉的分析却产生了科学方法的悖论：“科学是由科学方法描述的，但是，科学方法的精确描述却会摧毁科学。”^〔332〕

如何才能突破这种悖论呢？在马尔切洛·佩拉看来：“‘新的科学哲学’所导致的转向，不是对公认的科学观进行部分的或细枝末节的调整，而是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为此我建议，如果有人希望保留科学的某些典型特性（如客观性、合理性、进步性，等等），而又不排斥‘新哲学’带来的可靠发现（例如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维度，理论间的不可比性，意义的不一致性），那么，他就必须将科学从‘实证’（demonstration）的王国转移到论证（argumentation）的领域。”^〔333〕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冲突和争论呢？在布鲁尔^〔334〕看来，任何一个思想过程都不是单纯的逻辑强制过程，而是形式原则与非形式原则的统一。但“其核心思想是，与理性有关的各种形式原则，都是那些与推理过程有关的非形式原则（informal principles）的工具。演绎逻辑是我们所具有的归纳习性的创造物；它是那些具有解释性的事后想法的产物。我将把这种观念称为非形式原则相对于形式原则而具有的优先性。”^〔335〕非形式原则相对于形式原则而具有的优先性本身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答案具有两个方面。首先，非形式的思想可以运用形式的思想。它可以努力通过以某种演绎的形式形成它那些预先确定的结论，来巩固这些结论，并且为它们辩护。其次，非形式的思想可以努力批判、回避、制胜或者遏制那些形式原则。换句话说，对于非形式的协商来说，对各种形式原则的运用始终是一个潜在的主题。这种协商就是密尔所谓的解释过程或者解释学过程。它所涉及的是，人们必须永远在某种规则和某个被认为受这种规则支配的案例之间建造联系环节。”^〔336〕

协商在科学认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337〕科学协商包括如下重要方面：协商的对象，协商的性质，协商的主体，协商的意义等。

第一，关于协商的对象或范围。一般而论，科学活动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可以协商的。正如希拉·贾撒诺夫等人在《科学技术论手册》中所阐述的那样，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可磋商的。例如何为神经胶质细胞，何为人造物，谁是称职的科学家，何为恰当的方法，某人在放射自显胶片上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怎样才算是有效的实验重复。正如柯林斯在书中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实验室研究，而且对科学活动更一般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知识生产中的要素、结果和程序的可磋商性。

第二，科学活动中的协商是由于科学中的不确定性。建构论认为，事实的建构包括磋商这一经常出现的要素，“把问题推给自然”这种简单化的做法被终止了，因为自然并不说话，或者说自然所说的话还不够清晰明了，不足以防止争辩的出现。从经验层面看，科学成果由于其意义往往并不明确，在证据面前具有经验上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实验结果往往是不透明的、晦涩的和含混不清的，一般来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与实验。从话语层面看，在研究科学争论和科学家的话语时，人们发现科学陈述经常引起争论，而且人们提出的解释不止一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着科学成果及其解释，而且影响着研究过程本身，这一点在符号互动论学者最近对科学活动的研究有所体现。有的学者在分析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可做”的问题是如何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对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处理是通过“接洽”实现的，例如在研究任务与提供资金的机构等部门之间进行磋商。因此，不确定性和“解释的可塑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ies）开启了磋商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某人或某物的抵抗也确立并强化了过程的开放性。

第三，谁可以协商？协商的主体是谁？参与磋商的有哪些群体？当然包括科学家群体，但也包括提供资金的机构、仪器和材料供应商、顾客、投资者、议会和科学行政部门，等等。实验室研究一开始就已经表明，外部的行动者在这些磋商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尤其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也有力地论证了，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体都参与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界定，因此其设计技术的方式就体现了这种可塑性。协商不仅包括人类角色，而且还包括非人类角色，卡龙（1986）和拉图尔（1990）在他们的角色网络理论中指出，我们在分析中务必要把非人的行动者纳入到磋商的群体中来。非人的行动者不仅包括微生物、海扇贝和科学所研究的酸雨，而且还包括门和自动门闭合器。非人的行动者包含了事物的行动能力，其特征是对人类行为施以限制。然而，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要是简单地把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任何互动都称之为磋商的话，那么我们对知识之形成的理解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得到了提高呢？上述研究表明，磋商的建构思想已经渗透到科学与技术分析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以事物为取向的人类行动这样一种工具性行动也不例外，这种行动得到重新界定，其含义是指与它所指向的存在物之间的磋商。^〔338〕

第四，科学活动中的协商是如何进行的？或者说协商的议程是怎样的？很不幸，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建构论研究都没有分析日常互动转向“磋商”的模式和过程。林奇在这一方向上最先做出尝试，他说明了面对别人的不同意见时，科学家是如何改变对科学对象和技术对象的描述和阐释的。林奇在科学家改变描述的过程中发现了“共识的偏好”，对话可以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它们不仅仅是作为消极交往工具来显示自然对象的内在特征，而且也是这些特征的生产者。因此，对话程序是互动机制中的一部分，这些机制所生产的成果既不同于个别参与者的成就，也不能被还原为对象的“客观”特征。

研究科学中的协商问题突出了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品格。磋商概念的最显著的意义是把知识生产中的互动性因素摆到了突出地位，它们表明了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是如何对社会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做出敏锐的反应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磋商”比其他概念更能突出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品格。